5．《文王八卦次序》图

    朱熹“尝以康节之言求之”，而作“黑白之位”二横图，又以“卦画求之”文王画卦次第而不可得，于是曰“三索而为六子”便是“文王八卦次序”。此图即据《说卦》乾坤三索而得六子说而出。显然，此图是为配合《伏羲八卦次序》图而作。然而以此图并不能围成《文王八卦方位》图。因此朱熹发表了一些文王八卦方位“多不可晓”的意见（24）。

    今观诸子百家之书，凡有言八卦方位者，皆准《说卦》所言离南坎北之位。至刘牧乃用“河图”配此八卦方位。而朱熹因推其次序图不可得，遂谓此八卦方位布置“晓不得”，实在是钻入所谓“先天之学”的牛角尖而不能出。清初学者黄宗羲曰：“离南坎北之位见于经文，而卦爻所指之方亦与之相合，是亦可以无疑矣，盖画卦之时即有此方位。《易》不始于文王，则方位亦不始于文王，故不当云文王八卦方位也”、“朱子则主张康节之说过当，反致疑于经文。曰曷言齐乎巽，不可晓，曰坤在西南不成，西北方无地，曰乾西北亦不可晓，如何阴阳来此相薄，曰西方肃杀之地，如何言万物之所说？凡此数说，有何不可晓？巽当春夏之交，万物毕出，故谓之齐。观北地少雨，得风则生气，郁然可验也”。又评曰：“朱子所以致疑者，由先天之说先入于中，故曰主张太过也。”此评可谓有见。

    朱熹于《易学启蒙》新图中删除了这一《文王八卦次序》图。此举似乎说明，此时朱熹已经认识到此图有不妥之处。邵雍只言《说卦》所言离南坎北八卦方位是自“伏羲八卦”方位改易而来，乃由体入用之位，并无什么“文王八卦次序”说。严格说来，此乾父统三男与坤母统三女之图并非什么“次序”（《说卦》所言“次序”是乾父、坤母、震长男、巽长女、坎中男、离中女、艮少男、兑少女）。

    6．《卦变图》

    朱熹研究卦变有三个过程：一是准《彖传》之辞而谈卦变；一是本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推衍所谓“先天卦变”；一是本焦延寿《易林》之法以一卦变六十四卦。九图中之《卦变图》则是本李挺之相生之法推衍“先天卦变”。

    南宋时期流行一种说法：因邵雍曾师事李挺之，遂谓李挺之卦变为“先天卦变”（25）。于是朱熹便以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为下卦之序而推所谓“先天卦变”。

    我们看九图中之《卦变图》，一般对其各卦参差不齐的安排感到困惑不解。其实这是朱熹有意以“先天八卦”次序为下卦特意安排的结果。看“三阴三阳之卦各二十，皆自否泰而来”例，《泰》至《否》二十卦之下体正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之序（《否》至《泰》下体之序反之）。而其它例下体之序亦是本“先天八卦”之序安排，只是因卦数限制，或缺首尾或缺中间之卦。

    事实上李挺之卦变之法并非“先天卦变”。其六辟卦生卦之法本脱胎于虞翻以十辟卦生卦之法。而邵雍《先天图》所寓“卦之生变”却是自得之学。朱熹不明《先天图》是由逆爻序卦变之法而得，以李挺之《六十四卦相生图》为蓝本，广为推衍而得《卦变图》。其图仍是以辟卦生卦，虽下体本“先天八卦”之序，然其与邵雍“先天卦变”相去甚远。

    《易学启蒙》再版时以三十二幅一卦变六十四卦之图取代此《卦变图》。此举似乎说明朱熹对这样一幅“明《易》中之一义”图并不满意。此《卦变图》，一不可用以释《彖传》刚柔内外往来之说，二有沿袭李挺之之嫌，三不得邵雍“先天卦变”之旨，弃而不用，可谓明智之举。

    四、九图辩证的现实意义

    清初而起的考据之学，对周敦颐、邵雍、朱熹的“道学”多有辩证。王夫之、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胡渭、李塨等人对《易》象数学（包括各类易图）均有所论述，而辩证源流订正讹误是其主要任务。这无疑于相传五六百年的宋明理学的浓厚气氛中开一天窗。这些人对《周易本义》、《易学启蒙》之图的辩证，如《河图》、《洛书》，辨其原委指明舛误，可谓达到无须再辨的地步。然而对“伏羲四图”之辨，则多有未明，几乎全是“朱冠邵戴”，以朱熹发展演变了的“先天之学”作邵雍原本之学而批驳之。黄百家纂辑《宋元学案·百源学案》，竟将朱熹所作“黑白之位”二横图采入，又将张行成所作《气候图》当作邵雍“先天卦气图”采入，又采入其父准牛无邪《易钤宝局》所推之《挂一图》和《既济图》。凡此数端，一直影响着后人有关的著述。 

    阅民国以来名家所著有关中国哲学史和宋明理学史一类大作，多是本《百源学案》而谈邵雍理学，亦几乎全准朱熹的解释而转述邵雍的“先天之学”。分而见其精，方能合而见其大。之所以论述有涉“先天之学”而不精，一是对邵雍原本之学研究不够，一是过于相信朱熹对“先天之学”的诠释。毕竟邵雍与朱熹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毕竟各是各的“先天之学”。北宋时期的邵雍和周敦颐似乎并不讳言《老子》，而南宋时期则多有门户之见。南宋偏安于一隅，其时道教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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