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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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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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看到“变亦变，不变亦变”的只是文化形态，而文化本体则恰恰是“保亦保，不保亦保”。就文化本体而言，则必须将余英时的上述论断整个颠倒过来，即：严格地说，中国没有真正的激进主义者，只有要求不同程度保守的人而已，要求保守较少的人往往就变成了激进主义者。只有这样辩证地看，才能鉴别近代以来所谓的“文化保守主义”所保守的，哪些是“本体”，哪些是“形态”，从而还它以正确的历史定位。
用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的辩证关系，全面审视近代以来的所谓“文化保守主义”，不是一篇文章能够胜任的。在此，我想说明的只是：以“激进”或“保守”为近代以来的各种人物或流派贴标签，既不可能涵盖异常复杂的历史变化，也不利于对生活在历史剧变时期的人或事的客观分析与把握。以康有为为例，许多学者将他界定为文化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不仅立足于传统文化，提倡孔教，而且还保皇。但想当年，他与梁启超不仅因“领风气之先”而被斥之为“乱党”，而且，在其《大同书》等著作中，还为时人描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从高度机械化、电气化乃至自动化的新机器、新技术到各种先进的社区服务机构，从议会政治、地方自治到天予人权、男女平等。他甚至提到了人种的改良——“易地”与“通种”，即黄种人与白种人通婚，再“采西法之良而养生”，使黄种人“不待大同之成”便“尽为白人矣”，其“激进”气度之大，我看不在后来的“西化派”之下。然而，在另一些学者眼中，他不惟不保守，反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甚至“超前”的思想家，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国际主义者”，理由是他不仅热烈地拥抱西方文明的两个方面——民主与工业，还看到了世界文化发展的美好前景，即各个国家的和民族的文化都会消逝，从人种到语言，都将混合为一——世界将归于大同。中国的国粹儒教在近代中国要保存，但在新世界中亦无立足之地。所以，“事实上，康氏不是主张国家主义或帝国主义，而是纯粹的世界主义”，“他的‘大同’乃是全人类（包括中国人在内）的终极目标”[4]（P.531～532）。如此“见仁见智”的历史评价，真令人无所适从。而如此为我所用地对待历史人物，倒也应了钱钟书所谓“他传等于自传”的调侃。不过，话又说回来，康有为的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功绩，就是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汇“激进”与“保守”于一炉的“大空框”，能让后人随心所欲地往里填“私货”，难怪一位西哲说：“所有的历史都是现代史。”
近代士人与流派被如此“解构”的，不止于康有为。再看看被称为“文化怪人”的辜鸿铭，由于他公然留长辫、赏小脚，倡多妻，主尊王，反对辛亥革命和共和政体，而被时人斥之为“遗老”，并归于“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之列。但近些年来，又有学者发现了他的“超前的文化意识以及生命践行”，认为他所有的文章都是围绕着“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完全可以走出有别于西方的出路”这样一个中心立论的，他实在是个在学术上打通中西，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窗含西岭千秋雪”的文化视野的、“不该遗忘的人”。这无疑是对辜鸿铭在中国文化本体上采取保守态度的合理性的肯定。然而，美中不足的是，论者又轻视了辜鸿铭在文化形态方面的保守性及其社会影响，将他对纳妾、缠足、留辫子也近乎狂热地维护，轻描淡写地说成是由“先天的偏执型气质与后天受浪漫诗人思想感情影响”而形成的“个性”使然。[5]当年，辜鸿铭曾指责那些文化激进派“将爱国主义作为他们最后的避难所” ；今天，所谓的“个性特征”，却又成这位“怪杰”在文化形态方面保守的文化意识以及生命践行的护身符——这一切都源于对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的辩证关系，以及近代以来两者矛盾运动的复杂性缺乏深刻的理解。更何况，? 幕摹凹そ庇搿氨Ｊ亍贝永炊际且桓黾始堑南喽孕愿拍睿裕谝恍┩辽脸さ闹泄д哐壑校己杳孟翊永淳褪且桓觥巴馊恕保哪桓徘退邓坝⑽墓眩惶恢泄模恢泄恚痔恢萄ǎ侵蓖夤娜硕岩印薄２┭从挚诔匀缯绿渍撸蛩怠疤郎⑽模茫静弧盵6]（P.448）言下之意，似乎还是认为他过于“西化”。如果说康有为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融“激进”与“保守”于一炉的新旧文化的“空框”话，那么，辜氏则为后人提供了一个融“东学”与“西学”于一身的“杂种”范例，他亦东亦西，亦新亦旧，亦“激进”亦“保守”，哪里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的标签可以了得。
公开标榜“昌明国粹”，并将矛头指向新文化运动的“学衡派”，自然非“文化保守主义”莫属。然而，他们所奉行的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究竟是什么呢？据孙尚扬介绍：“白氏之思想大旨可概括为：必须先能洞悉人类古来多种文化之精华，涵养本身使成一有德守之人文学者或君子。然后从事专门研究，并汇通各种文化中普通永恒之人文价值或精粹，建立与颓败的近代文明相抗衡的文化体系。中国人则必须深入中西文化并撷取其中之精华而加以实施，以求救亡图存，又不蹈西方之覆辙，并为解决全球之人文困境做出新贡献。”[7]（P.6）只要稍微认真地想一下，便不难发现：这显然是一个美国书斋式知识分子的文化乌托邦宣言。如果说它仅仅意味着要求其弟子或信徒埋头于学术，努力成为一个现代的孔子或苏格拉底式的文化巨人（尽管 这已经充满了乌托邦色彩，要之，文化巨人乃历史和时代的产物，而不仅仅是个人努力和奋斗的结果），似乎也还勉强说得过去。然而，既然涉及“救亡图存”，则之于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而又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国及其文化变革运动，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中国的变革运动，要依靠白壁德的新人文主义在中国开花结果，恐怕早已亡国灭种了。明乎此，便应该了然：学衡派不过是一个以留学欧美的学者为主体的，奉行精英主义和个人主义哲学，埋头于学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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