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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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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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而远离政治与民众的学术团体，他们之所以要标榜“昌明国粹”，无非是借此以立学，将本土文化研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罢了。他们的文化成就与贡献，当然应该充分肯定。其“无偏无党，不激不随”而冷眼旁观，“以中正之眼光”对近代文化变革运动所进行的批评，也确有一定的“真理”性，但总的说来，与中国近代的文化变革运动并无多大干系，因而也就既无所谓“保守”，也无所谓“激进”，充其量不过是运动的同路人罢了。过去将他们视为新文化运动的绊脚石，固然有失公允；现在又将他们捧为保守文化的功臣，恐怕同样偏颇。如果索性撇开人为的“激进”和“保守”的标签，以及他们的“自以为如何如何”，而立足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实事求是地去评价他们的历史功绩，岂不皆大欢喜？
相形之下，倒是以杜亚泉、梁启超、梁漱溟等人为代表的所谓东方文化派，更加贴近文化变革运动。他们针对陈序经等“全盘西化”派的理论核心——中西文化只有程度上而非性质上的差异，针锋相对地提出：不同的文化各具特色，并无高下优劣之分，“乃性质之异，而非程度之差”，并且努力论证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独特体系和价值，抵制和打破“全盘西化”论所意味的民族虚无主义，从而在客观上坚守了中国文化本体，并为后来的新儒家开辟了先路。然而，他们和后来的新儒家（包括所谓“第二代”和“第三期”新儒家），皆未能划清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的界限，从而将“儒家”这个包含着文化本体的文化形态，当作了文化本体，其结果必然是：一方面，对本体与形态一视同仁，有如把不可变的“孩子”与可变的“洗澡水”一并加以维护或加以整合、传播和发展；另一方面，则无视儒家文化之外的文化本体与文化形态，或将它们硬塞进儒家文化中去，拼凑成边界与内涵皆模糊不清、不伦不类的所谓“新儒家”。大约正是它的这种不确定性，反倒使它具有了独特的魅力与生命力。不过，也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性，才更需要化大力气去对它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的学者注意到了近代的一些文化精英对于传统的“离异与回归”现象，诸如传播西学功勋最大，早年曾主张“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严复，晚年却公开反对“荒经灭古”，提倡读经复古。并在其遗嘱中写道：“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人，也都“一个接一个地重蹈这一复（覆）辙”，“往往在有限的离异后又回到原点。由返本而复旧”。于是，便在“激进”与“保守”的标签式思维定式下，将他们的“回归”视为“从新文化的鸣锣开道者，沦为鼓吹旧文化的卫道士”，并将“回归”的原因归结为“理性世界和情感世界的分离”。甚至认为这是“一些文化人的通病”[8]（P.101～102）。言下之意，无非是指责他们忽略了“世界观”的改造。其实，这种“回归”不但不是什么“回到原点”，相反，正是他们坚持不懈地追求真理的表现。具体地说，则是在文化变革的实践中，由不分“本体”和“形态”地“变亦变，不变亦变”,升华为正视文化本体的“保亦保，不保亦保” ，明明是“否定之否定”的进步，却被视为“复旧”和“倒退”。
要之，“激进”与“保守”本来是政治上的术语，并不适用于文化领域。因为，在政治领域中，充满了敌对双方的斗争和先进与保守的矛盾，而且常常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因而，出于路线斗争的需要，便经常要党同伐异地进行划线与排队，倘阵线不清，便会导致失败。每一个“文革”时代的过来人，对此都十分熟悉。而在文化领域内，则主要是不同性质和不同层次文化的冲突，冲突的结果往往是排斥或沟通，而最终则是不同程度的共存与融合。将某种文化彻底灭绝的事是极少的，犹太文化与吉普赛文化的顽强生命力，便是最好的证明。也就是说，文化的冲突和发展更像是生命的新陈代谢，主要不是你死我活、非此即彼的物理模式，而是相辅相成、相反相成的化学变化。因而，政治领域中的划线排队方式，并不适用于文化领域。更何况，政治只是广义文化的众多形态中的一种形态，后者远比前者复杂得多。而且，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个文化复合体，无不具有文化的多元性与多面性。因而，所谓“理性世界与情感世界的分离”，以及观念与行为、主张与操行、此时与彼时、早年与晚年……诸如此类的分离，不但是允许的，而且是正常与合理的。所以，在文化研究领域，只能在分清“本体”与“形态”，并把握住它们的辩证关系的基础上，花大力气去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激进”与“保守”的思维定式或其他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式一日不克服，我们对文化本体与文体形态的理解与认识便一日不明，体与用、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等问题，就将永远在同一个水平面上循环往复地争论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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