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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令大家折服甚至开一代新风的业绩。
以《水经注》研究为代表，胡适显示了深厚的功力，使他与现代许多国学大师并列而无愧，也为这些重要文化遗产的保存和发扬作出了贡献。
以上简要列举的事实，虽不是他的学术工作的全貌，但已足以说明对于祖宗的文化遗产，胡适无破坏之罪而有发扬之功。更重要的是，胡适不仅自己在学术上有卓荦不群的成就，而且引导一批年青学者在研究祖国的文化遗产中作出了卓越贡献。
胡适曾自觉地把整理国故与“打鬼”联结起来，无非是要批评遗产中包含着的落后腐朽的思想。这不但表明其工作不是“复古”，也不是什么“全盘性反传统”。当时“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呐喊曾经震撼了许多青年的心，他们中的一些人曾跟随胡适走上“整理国故”之路，顾颉刚等史学巨擘就是在他直接影响下破土而出的。
林教授对胡适的指责不过是责难整个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近年来，包括林教授在内的一些人责备新文化运动，主要罪名就是所谓“全盘西化”基础上“全面性反传统”，以致造成什么“文化断层”，胡适则被选中为主要例证。其实，冷静、公正地观察中国现代学术文化发展的历程，人们只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一座巍峨的界碑。中国现代意义的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绝大多数都是以它为起点才真正发展起来的。以史学来说，虽然上个世纪末一些先驱已期望建立“新史学”，实现“史界革命”，但在新文化运动前，它一直是涓涓细流；在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现代史学才上升为主流，并逐渐形成人才辈出，成果累累的局面。中国是世界上史籍最为丰富，并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学传统的国家。在这样的领域中，新文化运动尚且能够推陈出新，促进学术的发展，其他领域的进展就更为明显了。例如，由于汲取了西方绘画艺术的成就，中国独特的国画艺术不但没有受到摧残，反而克服了自己的弱点而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综览全局，通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抛弃了已经僵化和腐朽的成分，引入了新的观念和方法，中国文化已开始摆脱晚清在死胡同中徘徊的困境，不但固有的得到保存和发展，前所未有的也建立起来了——对保存固有文物揭示历史真相有巨大作用的考古学的建立就是一例。
视新文化运动为异端的断层论者，实际是在一些问题上陷入误区而不觉。
首先，他们把已有的当成固定不变的典范。在这些先生的心目的，似乎只有二十四史和三通一类的著作是中国史学，而五四以后史家们的鸿篇巨著则仿佛不是中国史学的硕果。楚辞、汉赋和唐诗宋词是中国文化，鲁迅、茅盾、巴金、曹禺等大师们的作品却不是中国文学艺术的瑰宝。只有注经、解经叫做保存固有文化，而学者们潜心研究多年写出的经学史、儒学史和中国学术文化史却成了旁门左道。
其次，他们不承认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也处于永恒进化的过程中。为什么有些先生面对密如蜂蚁的中国人却眼空无物，大叫“中国的领土里面也几乎已经没有了中国人”？就在于他们把观念的变革看成是毛发体肤变色，鼻子变隆，固有文化的灭亡。其实，事情没有那么可怕。佛学的传入可曾使古代中国人变为印度人？为什么欧风美雨就必然令中国人成了洋鬼子呢？僵死的必然灭亡，优良的无法摧毁。就以被林教授目为“全盘西化”的代表者胡适和鲁迅来说，他们都是孝子；他们也没有继承古代中国妻妾成群的恶习，实行来自西方的一夫一妻制；或是信守母命，与盲婚的太太偕老（如胡适)；或是另有所爱后，在没有任何法律文书约束的情况下，仍自动奉养着原配。这正是中西道德融汇的典型。不但伦理道德的状况如此，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也不例外。尽管20世纪的中国仍然兵连祸接，思想文化的成就却远胜19世纪，新文化运动后的学术文化非前此所可同日而语。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中国文化在前进，仅是该死的死了，而仍有生命力的那一部分却融汇到新的学术文化中去了。
总之，进入20世纪以后，传统士子式的人物和经学式的学术都已无力适应新的时代要求保存和发展中国文化。一批受过现代西方思想滋润和科学方法训练的新知识分子取代前者成了中国文化的主要推进者。他们否定过去以求创新，使中国文化从内容到形式都起了极大的变化，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这就是历史的进化，这就是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胡适的“整理国故”，以其累累硕果成了创造性转化的范例之一。林教授高唱“创造性转化”，却把为发掘优秀遗产，推进祖国文化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学者，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和民族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面对如是指责，只能令人长叹一声，夫复何言！
与文化革命“密切联系”辨
对胡适的又一惊人指责是说他和其他新文化运动领袖们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与文化大革命有“密切联系”。
文化大革命是中华民族的屈辱和灾难。它与新文化运动在一切主要方面都是背道而驰的。新文化运动是知识分子独立发动的思想文化问题大讨论；文化大革命却是政治家发动和指挥的“政治大革命”（毛泽东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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