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者既以追求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为目标，又以自由讨论的方式问难辩驳，它只诉诸人类理性，是名符其实的思想文化运动；而后者却以加强政治及思想文化领域的“全面专政”为目的，其基本方式是所谓“文攻武卫”，即以政权力量为后盾，以罗织罪名的“大批判”开路，依靠棍棒、匕首、枪炮和权势去定是非。
前者强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学术文化的发展，一批知识分了脱颖而出，文星璀璨，引人注目；后者却使知识分子受尽折磨，文化教育惨不忍睹。
两者反差如此强烈，林教授居然断言它们有密切联系，这就不能不认真考察一下有关论据了。
论据之一是两者都奉行全盘性反传统主义。除了前面已说过的，只要补充说明一个情况就够了：新文化运动虽然号称“打倒孔家店”，包括陈独秀、胡适在内的主要领袖都从不全盘否定孔子，也找不到有积极意义的历史人物被他们一笔抹煞的情况。对某些文化遗产有不恰当的个人偏见（如陈独秀对戏曲，鲁迅对中医等)，但在他们的思想中仅是非主导性的偏颇。在狂飚时代的粗扩开拓中，这类失误往往难以完全避免，在自由讨论中也不难纠正。以偏概全，并不足取。
论据之二是两者都“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47页。)并说这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思维模式。
应该指出，思想启蒙确实是任何重大社会变革的必要前提。人的行动总是受自己的头脑指挥的，没有新的认识就不会有改变现状的新行动。学术、理论不断在修正错误中前进，不合理的制度也必须揭示其腐朽才有改革的希望。可是，把任何正确的观点推向极端都可能变得荒谬绝伦。例如，把否定传统的落后部分说成是全盘性反传统；把学习西方等同于全盘西化；把唤醒大众的思想启蒙概括为借思想文化解决问题。按照这样的逻辑，从文艺复兴以来的各国启蒙思想家都可能变为荒唐可笑的小丑！
胡适及其他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追求的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民主和法治制度。他们注视着自己的同胞，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因而把救国的热忱转化为思想启蒙的艰辛耕耘。日后的历史进程表明，这项普及现代民主、自由、法治意识的伟大工程远远没有完成；有此远见的知识分子不是过多而是不足。同时，他们也不是把思想启蒙作为救国的唯一手段。人们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曾经一再赞扬或抨击陈独秀、胡适等人政治方面的言行，这正好证明他们不是仅仅“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
顺便说说，好些历史人物被林先生戴上这样的帽子都有名实不符之嫌。例如，林先生费了很大力气引用“康有为的信徒欧榘甲于1897年”（林毓生：《中国意识的危机》，54页。)写的一篇文章以证明“康有为的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同上，55页。)，却偏偏忘了这时的康有为正希冀光绪皇帝“乾网独断”全面改革中国的社会制度；也忘了康氏自己有一篇文章，叫做《物质救国论》。与林先生的断言相反，康有为可不是只相信思想力量的迂夫子。不幸，此类疏误，不只一端。
那么，新文化运动是不是中国古代思维模式的再现呢？这也是似是而非的指摘。古代中国确实极为重视思想文化在治理国家中的作用。教化和纪纲，通常放在为政之首。后来，朝野上下都把“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挂在嘴边，把个人的思想道德修养视为治国的关键。在发展缓慢的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农业社会中，萧规曹随应付裕如，这些观点有很大的合理性。即使在今天，批判地继承其中的合理因素，提醒一下正在政治舞台上大显身手的人不要忘记“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也有利而无弊。不过，这并不是中国古代思维模式的根本特征。从中国历史的全过程看，这个根本特征最重要的是两个字：“宗经”！即一切按照圣贤及其经典的教导行事。修齐治平的前提也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在圣人设定的圈子里打转，不得越雷池半步！从思维模式看，文化大革命的“全面专政”与中国古代的思想专制一脉相承。胡适参与和维护的新文化运动都是在民主与科学的大旗下，以自由思想、自由讨论为全部活动的规则。北京大学的兼包并蓄，学术自由就是新文化运动精神的体现。把它的思维模式与中国古代和文化革命中的野蛮的思想文化专制相提并论，笔者只好说一声：罪过！罪过！
坦率地说，按照林教授的逻辑，他自己倒像“借思想文化作为解决问题的途径”的典范。在林先生笔下仿佛只要确信“创造性地转变中国传统”，一切都可迎刃而解。思想不是成了解决中国问题的决定性因素了吗？
“危机”来自何方？
鸦片战争已经过去150年，几代人前赴后继追求的富强、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仍未成为现实，不能不使海内外许多炎黄子孙为之焦虑。研究中国历史和现状的论著源源面世，力图寻出问题的症结，奉上自己想到的最好药方。林教授的《中国意识的危机》也是赤子热忱溢于言表。可是，从对胡适等人的批评看，却很难说他已弄清问题产生的根源。
在林教授看来，全盘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