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孤独·疏离·悬置--牟宗三与儒家的当代境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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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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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孤独深藏的灵魂，对于周围完全是陌生的，忽视的，忘掉我自己，也忘掉世人。万人睚眦，万人侧目，亦有人觉着有趣，我全不知道。
我常下意识地不自觉地似睡非睡似梦非梦地想到了父亲，想到了兄弟姐妹，觉得支解破碎，一无所有，全星散而撤离了。我犹如横陈于无人烟的旷野，只是一具偶然飘萍的躯壳。如一块瓦石，如一茎枯草，寂寞荒凉而怆痛，觉着觉着，忽然惊醒，犹泪洗双颊，哀感婉转，不由地发出深深一叹。这一叹的悲哀苦痛是难以形容的，无法用言语说出的。彻里彻外，整个大地人间，全部气氛，是浸在哪一叹的悲哀中。
家破、国亡，一切崩解。社会的、礼俗的、精神的、物质的，一切崩解。吾之生命亦因"离其自己"而破裂。此世界是一大病，我之一身即是此大病之反映。此世界是破裂的，我亦是破裂的；此世界是虚无的，我亦是虚无的；此世界人人失所受苦，我亦是"有情既病，我即随病"。但在我只是被动的反映，不是菩萨之"现身有疾"。世界病了，我亦病了。
上面几段话均引自牟的自传体著作《五十自述》。这类文字出自一位以继承儒家传统自命的新儒家人物笔下，殊可惊异。而同样不免令人感到惊异的是：在叙述和讨论牟先生思想、学术的众多论著中，此一类文字似乎从没有被引述和论及，或许是认为它们与了解牟宗三其人其书关系不大。
在上面引述的几段文字中，渗透着一种透彻骨髓的孤独、悲苦和苍凉，这是我们在阅读传统儒家的典籍时决然感受不到的。儒家心目中那个和谐、秩序、鸢飞鱼跃、生机盎然的世界及儒家所追求的进退有度、顺适平和、从容洒脱等等，都一并退隐了、消散了、解构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破碎的、扭曲的、荒谬的世界和一个忧怨、无奈、失所归着的灵魂。
《五十自述》中充满了隐喻、暗示和感受到自己必须屈从于某种无法抗拒的命运所产生的忧患、恐惧和神秘感。我们来看下面一段话：
父亲对于兄弟姐妹及至子侄之命运之观察与预感，给我很大的刺激，我每于寒暑假回家，他便缕述各人之生相、性情给我听。他的结论是没有一个是有福的，看来都要受苦，而付之以无可奈何之叹。他只就各个人直接观察。我当时不明其所以。心想吾人勤俭平正，虽无富贵，何至受苦?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一种共业，大家都要受苦，这是一种民族的劫数，早就反映到每个人的相貌与心习上。
这里所表现出来的神秘、恐惧和哀怨，与人们一般在牟氏著作中所感受到的理性、自信和孤傲，可以说是判若两人，人们通常也只注意后者而不在意前者。事实上，此类表述在传统儒家的典籍中，也是决然找不到的。当传统的价值系统和生活世界走向崩解，人们失去了精神上的庇护和依托，而必须作为独立的个体，赤裸裸地面对这个充满了矛盾、冲突、苦痛和罪恶的世界之际，感到命运既难以把捉，亦难以抗拒，便是很自然的了。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世态炎凉的感受和对不被人理解的境遇的抗争。牟先生说：
吾自念我孑然一身，四无傍依，我脱落一切矜持；我独来独往，我决不为生存委曲自己之性情与好恶；我一无所有，一无所恃，我暗然而自足，但我亦意气奋发，我正视一切睚眦，我冲破一切睚眦；我毫不委曲自己，我毫不饶恕丑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恶声至，必反之，甚至嘻笑怒骂，鄙视一切。我需要骄傲，骄傲是人格之防线。我无饶恕丑恶之涵养与造诣。我在那阶段与处境，我若无照体独立之傲骨，我直不能生存于天地间。
从较为具体的意义上说，这段话所描述的，是牟宗三抗战时期一段"落难"生活中的感受和心境。当时牟"因扼于昆明，谋事不成"，生活无着，靠好友张遵骝接济度日。他另有一段话描述其在云南大理的生活：
人不理我，我不理人。心灵投于抽象之思考，自然生命则下坠而投于醇酒妇人。个体破裂之象由此开其端。普遍性与特殊性趋于两极化，此之谓个体性之破裂。此是生命离其自己而以种种因缘促成之结果，亦是最痛苦之境地。整个时代在破裂，吾之个体生命亦破裂。此是时代之悲剧，亦是吾之悲剧。
抗战时期那段独特的生活经历，对牟氏思想的发展来说，十分重要。他自述："昆明一年，重庆一年，大理二年，北碚一年，此五年间为我最困扼之时，亦为抗战最艰苦之时。国家之艰苦，吾个人之遭遇，在在皆足以使吾正视生命，从'非存在的'抽象领域，打落到'存在的'具体领域。" 此一阶段也是牟之存在感受最丰富的时期。人或以为此中所谓"存在"与五十年代后新儒家所着力彰显的那种纯净的、道德化的生命存在不同，而鲜于提及。实际上，在牟宗三的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两条不同的线索：一方面是讲"心体与性体"(道德的形上学)，可以《心体与性体》、《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等书为代表；另一方面则是讲"时代与感受"，可以《五十自述》、《生命的学问》、《时代与感受》等书为代表。两方面的话语有很大的差异性：在前一方面，牟更接近于讲道德本体与实践工夫的宋、明儒家；而在后一方面，则包涵了更多传统儒家的词汇所无法表达的东西。遗憾的是，论者们多注意前者而忽视后者，其结果是牟先生更多地只是被描述为一位生活在现时代的宋、明儒家，而不是一位面对、感受、纠结于时代与社会的诸种矛盾与问题的现代儒者。 物质生活的困顿是与抗战时期的特殊境遇相关，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是上面几段文字中所表露出来的牟先生应付世事的方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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