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孤独·疏离·悬置--牟宗三与儒家的当代境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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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4:5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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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sp; 作为一种伦理象征，牟先生在《五十自述》中一再谈及他那位"白手起家"，"刚毅严整，守正不阿；有本有根，终始条理"，"最厌那些浮华乖巧，从外面学来的时髦玩艺"，"常看曾文正公家书，晚上也常讽诵古文"的父亲，也一再谈到父亲的死去、家族的离析、兄弟姐妹的星散使他产生的"逆旅"、"过客之感"。 问题在于：这并不只是在讲述一个传统的耕读之家衰落的故事，因为传统的生活世界的塌陷乃是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只是并非是每个人都有某种自觉意识和痛切感受罢了。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情感"根本缺乏了培养"，"缺乏了陪衬"，"人人都拔了根，挂了空"，"人人都在游离中"，可以说是一不争的事实。于是，"家"成为一缕乡愁或一个抽象的概念。牟先生在《说"怀乡"》一文中指出：
我现在已无现实上的乡国人类之具体的怀念。我只有这么一个孤峭的，挂了空的生命，来从事一般的，抽象的，足以安定人生建立制度的思想系统之厘清。这只是抽象的怀念，对于"人之为人"的本质之怀念。
此种抽象的、概念的、本质的"怀念"固然重要，但此抽象的、概念的东西又如何回到感性的、具体的、实际的生活、生命之中去呢? 抽象的一般又如何能够得到生活的润泽而上升为具体的共相呢? 如果没有后一方面的卓有成效的努力，新儒家所成就者，就仍然只是某种"挂了空"的东西。
四、
"挂了空"是为"悬置"。不过我们这里使用"悬置"一语，主要的不是针对知识化、抽象化而言，而是针对某种与现实生活相对待的形而上的拓展、开显和安置而言。新儒家的本意是要安顿社会人生。此所谓安顿，乃是一种形而上的、理想性的、宗教性的安顿，冯友兰的"人生境界"、唐君毅的"心通九境"、牟宗三的"道德形上学"，均可归于此列。此与历史上儒家那种彻上彻下、彻里彻外，贯通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的安顿明显不同。相比较而言，或许只有梁漱溟先生早年的"乡村建设"接近于后者，却以失败告终。
从"五四"以来的发展历程来看，新儒家学者似乎越来越注重和凸显儒家思想的宗教性层面。此一点可以说颇具深意。若从化民成俗，制礼作乐，建立日常生活的法规来看，传统儒学较之当代儒学，无疑更具有宗教之实。但传统儒学之谓"宗教"，乃是顺适平和、生活化的，它是内在于现实生活而谋求提升、转化、点化之，而并不是要于现实的生活世界之外有所标立，这也是儒家有别于一般之所谓宗教的重要之点。相比较而言，可以说新儒家的努力方向正是在于反抗流俗(亦可以说是反抗与批判现实)，执持一种文化理想、理念，此理想、理念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现实生活的土壤和与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人们固然有理由批评新儒家"脱离实际"，但同时应当认识到此所谓"脱离实际"乃是新儒家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所做出的自觉选择。牟宗三说：
我的依据不是现实的任何一面，而是自己的国家，华族的文化生命。一切都有不是，而这个不能有不是，一切都放弃，反对，而这个不能放弃，反对，我能拨开一切现实的牵连而直顶着这个文化生命之大流。一切现实的污秽、禁忌、诬蔑、咒骂，都沾染不到我身上。
这里我们不难看到一种孤往的勇气和宗教的热诚，而此种勇气与热诚正是以"拨开一切现实的牵连"为前提。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熊十力、牟宗三等人这里，儒家真正成为了一种宗教，成为了某种只有依赖于信仰和执着加以支撑和维系的东西。
若是把熊、牟等人比喻为佛门所谓"行者"，人们定会斥之为乖离，而笔者却分明感受到两者之间的某种相通之处。《释氏要览》卷上："《善见律》云：'有善男子，欲求出家，未得衣钵，欲依寺中住者，名畔头波罗娑。'今详，若此方行者也。经中多呼修行人为行者。"或许有人会说以"修行人"指谓牟先生，并不确当，牟自己曾说其一生不做工夫，只知"君子坦荡荡"；又说"只写了一些书，却是有成，古今无两"。 人们很自然地把会上面两段话连在一起，说牟宗三等不做修行，只是写书。殊不知对于熊、牟等人来说，写书本身就是一种修行，甚至就可以说是一种苦行。儒家之价值系统所维系的生活世界已无可挽回地塌陷了，熊、牟等人所阐发者已不再是某种可以在现实生活中随处体认、加以落实的东西，因而也很难再有传统儒家那种"依于仁，游于艺"的怡然自得。"写书"同样成为了一种困厄中的苦斗，成为了他们追求理想的一种基本的方式。 知晓了这一点，或许我们就不一定厚责熊先生为什么坚持要"吃鸡"。
新儒家的兴起是以西风劲吹、儒家在现实的层面惨遭失败为背景的，因而可以看作是儒家在理想层面的退守与坚持。从此种意义上说，新儒家必然是一些理想主义者。可以说，梁、熊、冯、牟等新儒家学者都是一些为理想献身的人，他们的贡献亦在于执持一种文化理想。若着眼于现实的层面，可以说他们是一些失败者。此所谓失败，主要的不是指外王事功方面的无能、无力(此在传统儒家亦属平常)，而是指他们实际上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之中。此种冲突成为了他们的存在方式。冯友兰先生的悲剧正在于他曾试图通过与现实的妥协来调解冲突。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激烈冲突使新儒家学者常常与孤独、寂寞、焦虑相伴，也使得他们很难真正领悟和受用"从心所欲"的从容中道和"吾与点也"的自然洒脱。他们一方面致力于安置国人的精神家园，另一方面自己又似乎很难彻底摆脱"花果飘零"和无家可归的"逆旅"、"过客"之感。他们的理想及其坚忍、执着来自已经断裂的历史。他们坚信此理想、历史与人道、人性一样具有普遍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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