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人权”是每个个人的未可让渡的权利，对它的肯认意味着这样一种人文意识的确立，即作为“实体”的每个个体优先于必至诉诸“关系”的社会或政治团体。先前，人们总是立于社会、国家或者君主（“朕即国家”）的位置判说个人的存在价值，从“人权”学说脱颖于近代“自然法”之后，人们变换了一种视向，开始由每个个体的权益攸关处审看社会组织、国家形式和以“朕即国家”自许的君主，这是价值主体的重新认可，也是人生价值取向的重新定位。中土儒者立教，应当说是从个体生命存在的亲切处入手的，所谓“仁义礼知，非外铄我也，我固有之”（22）之“我”，乃是指称每一个个我。但这“我”是从一种反观自照的境界上说起的，正由于这一点，“我”在际遇中的“权利”非但不能因此而确定，反倒可能因此而消解，因为从“境界”上看，个我对“权利”的要求本身便不足称道。儒家教化从无对待的自“尽”其“心”、自“尽”其“性”的根本处成全人，却又在有对待的既得的社会治制下不免于委屈人，这是一种富有悲剧感的扞格，这扞格到了西风东渐的近代，尤其因着它的典型发露而引人瞩目。
    康有为堪称第一个试图以儒学方式汲取西方“人权”思想的中国人，他的措思重心在“政”、“教”间的移易曾清晰不过地透露出儒学与“人权”间的亲比与抵触。当康有为说“人人皆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23）时，他显然认可了近代西方“天赋人权”的观念，但没有疑问的是，这被引来作政治变革的观念在他那里是衍自被重新诠释过的孔门之学的。在“戊戌”前后的他看来，“不忍人之心，仁也，……为万化之海，为一切根，为一切源，一核而成参天之树，一滴而成大海之水。”(24)这“仁”既是万物之本，并因此而使万物相通，显发于人，则“仁为‘相人偶’之义，故贵于能群”。（25）同是以“能群”推及社会治制，荀子崇礼，把“能群”归结于“能分”，因而更多地肯认“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所称”（26）的等级秩序，康有为却以“仁”释“通”，以“通”释“群”，强调人的“能群”的博爱本质和人在“群”中应有的“独立平等”的地位。所以他说：“推己及人，乃孔子立教之本；与民同之，自主平等，乃孔子立治之本。”（27）“立教”与“立治”的相贯，把儒家道德“境界”上的“推己及人”同近代“权利”意味上的“自由平等”关联了起来，这是托始“孔子改制”而重新解释过的儒学对“人权”观念的吸纳。然而，“人权”的“权利”向度从自律的道德境界中直接推出终是粗率了些，这使得康有为在“辛亥”前后不再能守住其理致的初衷。
    “戊戌”时代的康有为托始“孔子改制”，从儒学中推衍出“人权”观念，原只是“借经术以文饰其政论”（梁启超）罢了，对“经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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