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现象只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时”与“是”是通假关系；其二，“时”与“是”是有部分同义关系的同义词；其三，“时”是“是”的前身，“是”是从“时”分化而来的。但“时”与“是”不可能是通假关系，也不可能是同义词关系。因为：第一，如果“时”因为音近而假借为“是”，即临时用“时”替代“是”，为什么上古文献中没有相反的时间之“时”通假做“是”的例子？第二，“时”是先于“是”产生的，在《尚书》里“是”还很罕见的情况下，“时”就通假做“是”，这不太可能。第三，同义词是共时概念，而“时”“是”的非时间意义前后相承这一点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肯定《尚书》时代“时”有谓词性“正确”和近指代词“这”“此”的意义。

    怎样解释“时”“是”共有的“正确”“此”等意义？比较合理的解释是：“时”先有了名词“四时”“时间”的含义，后来发展出指示代词“这”“此”、形容词“正确”“对”、动词“肯定”“认为……正确”等意义。但是对于汉语是如此重要的这些后起的意义，跟“时”本身的时间意义和用法已经相去甚远，于是这些后起意义就转交给“是”承担，“是”就这样产生了。这就可以解释“是”“时”读音相近、义符相同、古书认为它们意义相同、以及“时”具有“是”的语义语法功能、“是”却不具有“时”的时间意义、也不在这一意义上通假“时”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说：“是”显然是由“时”分化而来的。

    三

    以上分析了“是”“时”二字的“正确”、“此”“这”意义的来源，现在讨论它们的“准则”意义。“是”字本身就有准则的含义。《说文》：“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於日也”；“以日为正，则正於日也。”这也就是《尔雅·释言》“是，则也”、郭璞注“是，事可法则”之意。无论《说文》《尔雅》还是历代语言学家都认为“是”的本义为“直”（“是非曲直”之“直”）“正”（正确）“则”（准则），这就可以肯定，“直”“正”“则”是“是”的本义。仔细分析“是”字的形体和古人对它的解释，可以看出“是”原本包含两个因素：准则、断定。“日”即准则；以“日”为标准，断定其他事物是否“直”“正”，即为断定。以“日”为准则，反映我们祖先原始时期的存在论观念——自然神崇拜。“日”为万事万物之源，即中华民族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本在”或“本真”。《尔雅》所谓“法则”，是将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具象化的一种表述，《释诂》所谓“法，常也”。这个“常”是常理、规律之意；如果将它形而上学化，就是“道”，亦即老子所谓“常道”。所谓“实事求是”之“是”，指的就是这个形而上学之“道” 。“道”是我国形而上学的最高概念，如果抽去具体的民族文化内涵，就其为形而上学最高概念这一点看，“道”就相当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本在”。

    然而这一概念最初还是由“时”承当的。前面说过，《说文》以后历代字书、历代语言学家和我国著名甲骨文专家，都认定“时”的古文写作“峕”“从之、日”，也就是说，古文“峕”是“日”和“之”的会意字。“日”和“之”都见于甲骨文，均是最早产生的词汇。“之”甲骨文形为“屮”下有“一”，《说文》：“之，出也。象艸过屮，枝茎渐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徐锴笺：“之言滋也，艸木滋长也。江阴孔氏广居曰：‘艸木初出，多两叶对生；及其既长，则枝叶左右参差。故‘屮’象初生之形，而‘ㄓ’象枝茎益大也。’”段注：“之，出也；引申之，为‘往’义。”各家说法虽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之”的本义有生长、发展、变动之意。这样，“时”的“四时”含义也就非常好理解了：“日”变动运转而产生“四时”，这是“时”的本义；抽象的“时间”意义如段玉裁所说，是由原来具体的“本春秋冬夏之称引申”而发展出来的。“时”后来从“四时”意义发展出我国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准则”（本在）、“此”（在者）和判断（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时”曾经是我国形而上学存在论的集中的语言体现。
    四

    “时”为什么会是存在论概念？或者说，形而上学的本在、存在、在者三个基本概念怎么会与时间之词发生关系？这正是海德格尔在它影响巨大的《存在与时间》（又译《是与时》）[10]里想要告诉我们的。海德格尔把人这种“此在”直接解释为“时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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