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来自“时”的难题解决了，我们来讨论“是”“时”与指代词“这”“此”的关系问题。汉语的判断词“是”与指代词“是”有密切关系，语言学界一般认为判断词“是”是由近指代词“是”发展而来。[15]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近指代词“是”怎么会发展出判断词“是”来？

    这是关于“是”的最令人困惑的一个问题。词义的派生主要有两种方式：引申或比喻。引申义以事物的相关性为基础，比喻义以事物的相似性为基础。判断词“是”与近指代词“是”之间既无相关性，又无相似性，从词义发展方面无法解释。这种不同用法的“是”也不是两个词同音假借的关系，因为上古“是”基本不单独做判断词，也就谈不上是一个独立的词，当然也就谈不上谈和别的词同音假借的问题。从传统语言学角度，也许我们永远也解不开“是”的判断义和近指义的关系之迷，但以哲学的眼光来看这一问题，这个处于“遮蔽”状态的“是”便顿然“敞明”了。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语言学是“外在的句子理论”把“‘是’降格，弄成为‘系词’”，[16]因此不可能让语言从遮蔽状态“现象”。如果将“是”从语言学的“系词”还原，“是”就显现它集形而上学本在、存在、在者三个核心概念于一体的实质：这个一体在汉语里就是概念的物质形式语音“shi”、文字符号“是”（原初文字符号为“时”）；三个核心概念即同西语系词to be的三个基本义项相应：本在、存在、在者。英语to be的动名词形态being有形而上学“本在”、“在者”二义，当作“在者”用时，being可带上复数形态即beings，being表示形而上学最高概念“本在”时，它不能带复数，而且须大写为Being；而to be的动词形式（am/is/are）即“存在”。因此，本在、存在、和在者在英语to be分别用三种形态表示。而汉语是没有形态的语言，西语中由一个词的不同形态表示的意义，汉语用同一形式表示。“是”的判断义，即西语to be的动词（am/is/are）表示的“存在”意义；“是”的“准则”“常道”义，即西语不能带复数的动名词being表示的“本在”意义；而最令我们困惑的“是”的近指代词“这”“此”义，就是西方形而上学三个基本概念之一的“在者”意义，也就是可带复数的动名词beings表示的意义。西语to be这三位一体的关系与汉语这三位一体的对应关系如下：

    动词性“存在”作为“本在”的基本展示方式，其重要功能之一表现为“断真”。实际上，所谓“系词”是从语言学的语法角度讲的，从逻辑学角度讲，它的作用就是断真。本在是什么，什么存在着，在者与本在是什么关系等等，都是断真的问题；“在”问题和“真”的问题是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二者不可分割。所谓“在者”泛指在时空中“在世”的一切存在物，汉语“此”可指代任何存在者，这就是“是”所含的“此”意义为什么成为形而上学“是”的意义的原因。人这种存在者，海德格尔称为“此在”，他说：“本质上由在世组建起来的那个存在者本身向来就是它的‘此’。……‘我这里’的‘这里’总……‘那是从里’来领会自身的”，人“这个存在者在它最本己的存在中秉有解除封闭状态的性质。‘此’这个词意指着这种本质性的展开状态。”[17]从语言学角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是”的指代义与判断义，从哲学角度看则是必然的，如果“是”有了本在意义（“准则”“常道”），有了存在的断真意义（判断），却没有此在的意义，那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同西语一样，汉语“是”也是一个统一的语义系统。

    一部西方哲学史是一部对to be意义的探索史，也就是一部探索“人”本身的历史。“此在通过话语道出自身”，[18]我们探索同“人”这种此在同样原始的语言，就是探索我们自己。西方对to be的探索古希腊即已开始，在现代发生“语言学转向”以后的哲学、尤其语言哲学中，对此的研究更已成为一大学术前沿课题。然而，海德格尔说：“‘是’或‘存在者’意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没有。”只要人这种此在存在，对“是”的探索就永无止境。

    目前我国学界对“是”的研究尚停留在怎样理解西方的to be上，对汉语自身的“是”的研究还未真正开始。当我们开始探索中华民族“是”观念产生的历史时，不应当仅从古典文本的“是”开始，还应当从更早的甲骨文本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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