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陈友仁关系初探 |
|
| |
|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6:01 |
|
，而且不惜倾其所有以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1920年初，陈友仁根据孙中山的指示创办了英文《上海时报》(Shanghai Gazette)，报纸继承了英文《京报》的传统，观点鲜明，时政性强，特别是他撰写的评论，见解独到，语言精辟，很快引起国内外知识界的关注，他也被舆论誉为“用英文写作的辛辣作家”。但是，不久报社的资金告急。为了解决《上海时报》的经费问题，陈友仁专程回到英国，说服妻子变卖特立尼达的全部家产，由此解决了《上海时报》的资金难题，而且还资助了孙中山一笔钱。他这种忘我的精神境界，使孙中山更加对他刮目相看。
陈友仁和孙中山从相识、相交到相知，俩人逐渐从助手和领袖的关系，发展为诚挚的朋友，那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默契，使孙中山一直把陈友仁留在身边，委以重任。孙中山素有“航空救国”的主张，因此航空局长的职务就是举足轻重的。1923年9月原航空局长杨逸仙因公牺牲，孙中山立即任命不谙军事的“陈友仁为大本营航空局局长”（注：《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243页。）。1925年1月，孙中山在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的情况下，任命陈友仁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北京分会委员。这个安排意味深长：由于陈友仁在国民党内的资历较浅，又一直在他身边当秘书，但他相信陈友仁具有担任重要职务的能力，因此这个任命其实是为日后陈友仁在国民党内地位的提升铺平了道路。后来情况的发展正如孙中山所愿，1926年1月，陈友仁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5月，他出任广州国民政府代理外交部长，开始进入国民党的核心领导层。
二
如果说孙中山在世时，陈友仁对他倾力辅佐已颇为感人的话，那么当孙中山逝世后，他仍对其开创的事业忠贞不渝，则更让人肃然起敬。孙中山逝世后，他的助手们对“三大政策”的态度可谓泾渭分明，胡汉民、戴季陶、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纷纷背叛“三大政策”，成为国民党右派；陈友仁却与宋庆龄、邓颖超一起，坚持奉行“三大政策”，成为坚定的国民党左派。
“联俄”是孙中山晚年重要的外交政策，也是陈友仁的一贯主张。但这个政策在国民党内一直存在分歧，孙中山逝世后，原先潜在的分歧进一步激化和公开化，反苏的行动也步步升级。首先，由陈友仁起草、孙中山临终前亲笔签字的《致苏俄遗书》，因遭到国民党内一些人的阻挠，未能与另两份遗嘱同时见报，而是3月14日在苏联的《真理报》上首先发表的。其次，孙中山聘请的顾问鲍罗廷，于1927年6月被武汉国民党中央解除了合同。最后，蒋介石、汪精卫等人竟然密谋杀害鲍罗廷。7月中旬，陈友仁收到了孔祥熙让他转交宋子文的一份密电，“请告出售人，商人同意按索价付款。盼如期发货。”（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04页。）他明白这商人是指蒋介石，被出售的商品就是鲍罗廷。事情十万火急，陈友仁决定让大儿子丕士担当“警卫”，尽快把鲍罗廷护送回国。正如陈友仁所料，汪精卫一面在武汉车站隆重送别鲍罗廷，一面密电冯玉祥暗杀鲍罗廷。据冯玉祥回忆：“我到郑州的时候，接到汪精卫从庐山来的电报，通知我鲍罗廷即将由汉口经过郑州回俄，请我把他扣留并杀之。我心里想的说，你要杀他，你自己何不在武汉下手？他显然学的曹操的作法，想杀祢衡，自己却不下手，把祢衡送给刘表，刘表又借手于黄祖而杀之。可是我决不是黄祖。”（注：冯玉祥：《我的生活》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63页。）幸好冯玉祥没理会汪精卫的电报，鲍罗廷才逃过一劫。
“联共”是“三大政策”的核心，是孙中山重整旗鼓的良方，陈友仁则是这个决策的积极拥护者。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公开反共，陈友仁却不改初衷，继续坚持“联共”政策。1927年7月14日，陈友仁在汪精卫召开的秘密会议上，明确表示他和宋庆龄都反对“分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总理手订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成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50页。）后来，陈公博也在其回忆录中证实“重要中央委员中有三个人不赞成分共，第一个是孙夫人，第二个是陈友仁，第三个是廖夫人……”虽然三个人不赞成，而大多数通过了。”（注：陈公博：《苦笑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1年版，第96～97页。）但是，当时右派的势力占了上风，陈友仁不得不眼睁睁地看着孙中山亲自建立的国共合作走向分裂。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陈友仁再次建议“联共”，并派大儿子丕士回国拜见国民党重要人物，恳请他们说服蒋介石，尽快建立新的国共合作统一战线，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多年后，邓颖超在接见陈丕士时，特就此事对陈友仁进行了充分的肯定（注：陈丕士：《中国召唤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69页。）。
“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的基础，也是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失败反思的成果。陈友仁对这个政策的解释很明智，即“中国无论是在社会结构还是在思想上，都还处于中世纪。但这古老的结构已不稳固了，它行将崩溃。问题是要找新的社会力量来支持建立新的社会结构，以使生活重新稳定下来。这些社会力量首先应是农民和工人。满足了这两个阶级的需要，社会基础才稳固。因为农民提供即使是原始社会也需要的粮食，而工人支撑一切有组织的生活，即所谓文明。因此，必须满足这两个阶级的基本需要。”（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1～42页。）陈友仁认为工农群众不仅是国民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而且是对外交涉的强大后盾。他在担任广州政府外交部长期间，提出了“革命外交”（注：高承元：《广州武汉革命外交文献》，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版，第144页。）的口号，认为不需要特别顾及过去的条约、协定与既成的事实，而应采取强硬的举措，借助民众运动的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
|
|
| 加入网摘：365Key
| 新浪ViVi
| 和讯网摘
| 天极网摘
| POCO网摘 |百度网摘| 文章录入：小蝶 责任编辑：小蝶 |
|
上一篇文章： 论陈独秀前期民众观的二重性
下一篇文章： 论鲁迅近体诗的社会意义 |
| 【字体：小 大】【发表评论】【加入收藏】【告诉好友】【打印此文】【关闭窗口】 |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