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中山陈友仁关系初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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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6:0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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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以达成中国外交谈判的目的。1927年初，由陈友仁主持的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的谈判，就是政府外交和民众运动相结合的成功范例。
三
陈友仁跟随孙中山的时间并不长，但彼此之间却如此亲密和默契；更难能可贵的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陈友仁依然执着地高举着他的旗帜，坚定地奉行“三大政策”，原因何在？1944年5月22日，颜惠庆在陈友仁葬礼上所致的悼词，比较客观地点出了个中的原委：“综观先生之生平，与孙总理有极相似之处”（注：颜惠庆：《简述陈友仁生平》，《申报》，1944年5月23日。），也就是说他们的人生轨迹相似，这无疑是从本质上为他们的关系作了注解。因此，我们不妨就从这个视角，对他俩的密切关系作一下剖析。
第一，他们的政治抱负相同。孙中山曾是医生，陈友仁曾是律师，在事业和经济上都是成功者。但他们并不满足于个人的幸福，而是忧国忧民，把争取民族独立，实现民主共和作为人生的抱负。为了实现这个抱负，孙中山常年在外流亡奔波，宣传革命道理，筹集革命经费，最终积劳成疾，中年早逝；陈友仁毅然离别温馨的家庭，变卖全部家产，以报效危难中的祖国。为了实现这个抱负，他们以国家利益为重，个人则舍得一切，“认为做官是达到实现抱负的一种手段，”倘若“抱负不伸”，他们宁可“弃官不仕”（注：颜惠庆：《简述陈友仁生平》，《申报》，1944年5月23日。）。辛亥革命爆发后，孙中山为了推翻帝制，实现共和，让出了大总统的位置，专心搞实业；大革命失败后，陈友仁与背叛革命的汪精卫政府决裂，弃所有官职而不惜，秘密前往莫斯科。为了实现这个抱负，他们与时俱进，适时转变观念，顺应时代潮流。孙中山虽然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而当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后，他积极顺应历史发展，及时推出“三大政策”，建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陈友仁回国之初，曾经对袁世凯产生过幻想，应聘过总统府秘书处的秘书（注：《公共记录》，藏英国政府档案馆，由陈一文提供。）。但当袁世凯破坏共和，恢复帝制伎俩暴露后，他即迅速地从拥袁转向反袁，“在‘天威咫尺’之下，直言无隐，力斥其非”（注：万平近：《林语堂论中西文化》，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成为新闻界的反袁斗士，乃至最终投奔孙中山的门下。
第二，他们在重大决策上意见一致。孙中山晚年的最大决策就是联俄和联共，联俄可以获取外援，联共既可以取悦苏俄，又可借用共产党内的能人志士来发展壮大国民党，重建中华民国。陈友仁也认为联俄符合国民党和苏俄的双方利益，国民党可以就此获得苏援，苏俄则在中国找到了盟友，有助于改善其在远东的外交处境。陈友仁还期望通过联共，争取广大的工农群众，以夯实国民政府的根基，因此他“认为应同共产党合作并组织工农，”因为“中国要有一个稳固的政府，首先得满足工农最基本的要求。”（注：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千千万万中国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41页。）当然，从最新发掘的材料来分析，孙中山的联俄联共，实质上是一种策略，其目的是很明确的，即通过联苏这个外援和联共这个内援，改造国民党，增强国民党的实力，最终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陈友仁和孙中山的基本立场也是一致的。他始终坚持联俄的宗旨就是为了苏援，大革命失败后，他曾与宋庆龄、邓演达赴莫斯科，争取苏联援助，以期推翻蒋、汪政权，建立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平民政权。同样，他反对“分共”，也是出于维护“三大政策”的考虑，而并不是完全赞同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因此他尽管坚持反蒋，但却没有同反蒋的共产党谋求合作，即使当他反蒋失败而无法在祖国立足时，也还是没有到共产党那里寻求出路。由此可见，陈友仁和孙中山一样，都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们的政治理想始终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陈友仁之所以能在孙中山逝世后，依然坚定地奉行“三大政策”，一是出于对孙中山的忠诚，二是由于他认为只有贯彻这项政策，国民革命才有可能取得胜利。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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