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堂吉诃德的确是一个忠实于理想与信仰的实践者，说他是“一位充满热情的战士”并不过分。但是，如果不问他忠实的是什么样的理想和信仰，而一味地赞美和推崇所谓的“堂吉诃德精神”，那么第三帝国的纳粹或大日本帝国的神风敢死队，又何尝不是高扬“堂吉诃德精神”的“充满热情的战士”呢？在那些死硬的纳粹分子和日本右派的心目中，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一何尝不是他们的英雄时代？
    如果说，只有忠实于正确的理想与信仰的战士，才算是“堂吉诃德精神”，那么，堂吉诃德本人是否具备真正的“堂吉诃德精神”，可就成了问题。
    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都是从16世纪到17世纪中叶西班牙盛世的人，法国著名的史学家兼批评家丹纳在他的《艺术哲学》中这样写道：
    那时西班牙纯粹是君主专制和笃信旧教的国家， 在来邦德打败了土耳其人，插足到非洲去建立殖民地，镇压日尔曼的新教徒，还到法国去追击，到英国去攻打，制服崇拜偶像的美洲土著，要他们改宗；在西班牙本土赶走犹太人和摩尔人；用火刑与迫害的手段肃清国内宗教上的异派；滥用战舰与军队，挥霍从美洲掠取来的金银，虚掷最优秀的子弟的热血，攸关国家命脉的热血，消耗在穷兵黩武，一次又一次的十字军上面……那股热诚，那种不可一世的声威，那种举国若狂的热情，使西班牙臣民醉心与君主政体……为之而鞠躬尽瘁……在这样一个君主国家之内，最大的艺术家是赋有群众的才能，意识，情感而达到最高度的人。（丹纳《艺术哲学》，P6～7，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
    瞧，这就是塞万提斯所处的那个英雄时代的真理与信仰。而塞万提斯就是基督教国家“最后十字军”联合舰队、重创土耳其人的来邦德战役里的一名奋不顾身的战士。
    那么，西班牙和欧洲中世纪的英雄时代，叱咤风云的英雄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从丹纳的《艺术哲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曾是各个封建王国的诸侯，15世纪时已经变成国王的将领，17世纪时又降为国王的侍臣。但由于他们的高祖的高祖是与国王同辈的、不分尊卑的伙伴，所以他们也属于特权阶级和贵族阶级，不仅为了利益而侍侯君主，还认为效忠君主是自己的荣誉。他们就是先是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继而在法国，后来在英国，德国以及北欧各国风靡一时的所谓“骑士”：
    他们生性豪侠，自以为出身高人一等，所以行为也非高尚不可，对荣誉攸关的事，他们比谁都敏感，伤了一点面子就不惜性命相搏；路易十三一朝，死于决斗的贵族有四千之多。在他们眼中，出身高贵的人第一要不怕危险。那般漂亮人物，浮华公子，平日多么讲究缎带和假头发的人，会自告奋勇，跑到法兰德斯的泥淖里作战，在内尔文顿的枪林弹雨之下一动不动的站上十来小时；卢森堡元帅说一声要开仗，凡尔赛宫立刻为之一空，所有香喷喷的风流人物投军入伍像赴舞会一样踊跃。（《艺术哲学》P55）
    这样的骑士固然有其坚定的理想和信仰，然而他们可能去“反抗一切敌视人类的力量”？同情贫苦百姓并为他们打抱不平？堂吉诃德就是这样一个没落的绅士地主和迷恋骑士制度的没落骑士。那么，所谓“堂吉诃德精神”究竟是在美化没落的骑士制度，为衰败的英雄时代唱挽歌；还是在嘲讽骑士制度和骑士小说，借题发挥地为“反抗一切敌视人类的力量”唱赞歌呢？
    当然，这是个见仁见智，大约永远不会有统一答案的问题。而且，正如巴尔扎克出于保皇和为贵族时代唱挽歌的目的去创作《人间喜剧》，却丝毫无损《人间喜剧》的伟大历史价值一样；无论塞万提斯的创作动机究竟是什么，同样不会影响《堂吉诃德》在文学史上的历史地位。但总也不能指鹿为马、随心所欲地拔高。
    哪怕是伟大的屠格涅夫，也不成。

    四

    我说不成，自然是算不了数的。那就不妨去征求一下美洲玛雅人后裔的意见吧。
    1519年，西班牙“英雄时代”的重要代表人物科尔特斯率领400名西班牙“英雄”，怀着“基督教浸透普济主义、改变异端信仰的热情和好战精神”和对于黄金的贪婪（参见〔美〕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下册，第一编第二章“ 西欧扩张的根源”），凭着先进的武器和美洲人从未见过的马匹，利用玛雅人将他们当成玛雅神话传说中重返人间的天神的错误，轻而易举地征服了并毁灭了玛雅文明。“那些身经百战、铁石心肠的士兵……的主要消遣除了使偶像崇拜者皈依天主教外，便是获取战利品和沉湎在黑发杜尔西內娅女色之中”（〔美〕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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