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即或是在忠实于正确的理想与信仰的人们中，居然也存在“堂吉诃德精神”的真伪或高下的的问题。例如，杨先生就认为鲁迅先生是真正理解和具备“堂吉诃德精神”；而将鲁迅先生讥为“中国的堂吉诃德”和“堂鲁迅”的成仿吾，则“既误解了鲁迅，也误读了堂吉诃德”，言下之意，自然是说成仿吾不具备“堂吉诃德精神”，或至少也是比鲁迅先生浅薄多了。可是，纵观成仿吾先生的一生，他虽然不如鲁迅先生伟大，也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然而，能说他不是一位“忠实于理想与信仰”的“充满热情的战士”吗？
    难道具有同样精神的人，还要按其历史贡献的大小或历史地位的高低，分出真伪或排出高下？
    那么，那位毫无自知之明、神志不清、糊里糊涂、到处惹是生非而又丝毫不作反省的堂吉诃德先生本人，又该排行第几呢？

    六

    从丹纳的《艺术哲学》中，我们还可以清楚地看出：欧洲的民族或国家，在15世纪之前，大多经历过一个“国内战争与国外战争混在一处；城邦之间，行业之间，个人之间，厮杀不已”的英雄时代，上百年的战乱，形成了一种新的勇气勃勃，敢于冒险，宁死不屈，酷爱独立，蛮武顽强的时代风尚和民族性格。正是这样的时代精神，使他们争取到民族的独立，政治上的自由，由此又必然导致物质的繁荣和精神的解放，从而形成一个文化的繁荣期。用丹纳的话来说，就是：“有了上一代受苦和创业的活动家，才有下一代的诗人来从事写作，绘画，雕塑。前人建立了一个世界，后人把那个世界的毅力与愿望表现出来，比原来的规模更大。”（《艺术哲学》P217）但天主教会，封建贵族和城市商人统治下的物质繁荣，必然要发展成为穷凶极恶的奢侈，毫无节制的享乐，肆无忌惮的放荡和无可救药的腐败。然后，在一个新的历史和文化的阶段上，形成一个新的英雄时代……
    我还不敢断言英雄精神——独立自由——物质繁荣——文化繁荣——奢侈腐败——英雄精神，就是一种历史规律，但至少可以肯定，英雄精神和英雄时代是可以或可能再生的。从我们中国的传统世界观和哲学观来看，也就是老子所谓的“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
    从这个意义上说，未来的统一的欧洲，未尝不可能再圆他们的英雄时代梦；而我们倒是应该千万警惕独立自由——物质繁荣——文化繁荣之后可能出现的奢侈腐败。
    那么，我们的人文学者，与其热衷于跟着人家去圆梦，还真不如致力于如何避免自家重蹈覆辙。

    七

    杨先生还说：屠格涅夫说哈姆莱特“是个怀疑主义者”，“信奉利己主义”、“永远为自己忙碌”、“除了自己他不爱任何人”。并认为他的这一说法“虽是有感而发，对哈姆莱特未必公平，但也击中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对此，我真是百思而不得其解。这符合事实吗？
    远的不说，就说刚刚逝去的20世纪吧，从康有为、孙中山到毛泽东，以及一代又一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有几位是属于哈姆莱特型的？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位空前伟大的“堂毛泽东”，尤其是建国之后，他不仅一次又一次地带领着全党全民去与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风车”作战，而且还要别出心裁地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甚至将自己亲手缔造的党和国家砸个稀巴烂也在所不惜。能说他不是一位伟大的堂吉诃德？在他的感召下，几代的中国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在“堂吉诃德精神”的支配下，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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