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远的“哈姆莱特”——论一类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矛盾心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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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6: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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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惨境地,它在目前不能不忍受孤寂者在坚忍中的痛苦,一个先觉者不能不有的痛苦。” 袁可嘉旗帜鲜明地悬拟“新诗现代化”,并把“现代诗”与“现代文化”紧密联系在一起:“如果想与世界上的现代国家在各方面并驾齐驱,诗的现代化怕是必须采取的途径”。而诗的“现代化”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是会与民族性产生矛盾的。他指出,“我们尽可以从民歌、民谣、民间舞蹈中获取一些矫健的活力,必需的粗野,但我们显然不能停止于活力与粗野上面,文化进展的压力将逼迫我们放弃单纯的愿望,而大踏步走向现代。” 不难想见,类似这样的知识分子精神立场和“现代化”取向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矛盾冲突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二 饶有意味的是,这一场算不上激烈的论争发生在中国新诗派和七月诗派之间,仿佛是一场发生在知识分子阵营内部的“相煎何太急”。 七月诗派的诗人兼批评家阿垅在<<<旗>片论>> 中,以七月诗派固有的乐观、昂扬的激情,进步的立场(并多少带有小集团习气),尖锐地批评穆旦的诗集<<旗>>:“没有足够吸引我的那些很强的东西。”“和他底诗集同名的另一个诗集(指七月同人孙钿的同名诗集——引者)对比起来,他是根本缺乏孙钿底那种坚实的行动性和坚毅的乐观主义的。”阿垅指责穆旦诗集表露了“无可奈何的悲观主义”、“冰冷的虚无主义”。 这与中国新诗派同人如唐是、陈敬容、王佐良等对穆旦的推崇备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中国新诗派与七月诗派分歧与论争的焦点是“人的文学”与“人民的文学”的矛盾问题。这个当时相当敏感的问题其实包涵或折射了诸如个体与集体,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的关系,“五四”以来的知识分子启蒙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需求的矛盾,文学的功用、目的(为谁和如何为)等复杂的意识形态问题。 朱自清曾在<<新诗杂话>>中以一个五四知识分子特有的敏锐忧思过于强调“人民性“所可能带来的弊病:胜利突然而来,时代却越见沉重了,“人民性”的强调,重新紧缩了“严肃”那尺度。这“人民性”也是一种道。……不过太紧缩了那尺度,恐怕会犯了宋儒“作文害道”说的错误。目下黄色和粉色这种担忧典型地表现了一个倾向进步,但又不愿或尚未完全放弃知识分子立场和情趣的民主主义作家的矛盾的文艺思想。 阿垅在<<<新诗杂话>片论>>中对此作了激烈的辨诬。认为不能把罪过推给“人民性”。“是的,‘人民性’是严肃的。但是,严肃并不等于不许欢乐,那种乐观主义的光采,那种战斗和胜利的狂欢与光荣,那种理想和行动的春情和歌曲!严肃并且是为了欢乐的。”阿垅批评了某些诗人的缺少“人民性”:“那种‘格律诗派’呀,‘象征诗’派呀,在那里面,却更无从寻问什么‘人民性’的;就是说,在那里面,‘公众世界’是连影子也不存在的。” 袁可嘉较为系统地阐述他对这一矛盾的解决之构想,且几乎是明确地针对讲求”人民性“的革命文艺界的。袁可嘉认为这两支文学潮流,构成了“三十年来的新文学运动”的本体。他对这两支潮流的描述,是不无感情偏向的:“一方面是旗帜鲜明,步伐整齐的‘人民文学’,一方面是低沉中见出深厚,零散中带着坚韧的‘人的文学’;就眼前的实际的活动情形判断,前者显然是控制着文学市场的主流,后者则是默默中思索挖掘的潜流。”而在基本精神上,这两者都“包含二个本位的认识”:“就文学与人生的关系说”,“人的文学”坚持“人本位或生命本位”,“人民的文学”则坚持“人民本位”或“阶级本位”;“就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活动而与其它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相对照说”,“人的文学”坚持文学本位或艺术本位,“人民的文学”则坚持“工具本位或宣传本位(或斗争本位)”。显而易见,这两者在根本上是矛盾冲突的。 虽然袁可嘉倡言“从分析比较寻修正,求和谐”而“敬向人民的文学进一言”:“即在服役于人民的原则下,我们必须坚持人的立场、生命的立场;在不歧视政治的作用下,我们必须坚持文学的立场,艺术的立场。”但作者的侧重点在“坚持”二字,他是以抽象的普泛的静止的“人”的标准为依据的,他的基本立场是立足于“人的文学”和“艺术的立场”的。他在根本上是主张文学的独立性,文学与其它活动的“平行性”,而反对将文学当做“政治斗争的工具”,“尽宣传的功用”。 袁可嘉的另一些文章如<<论现代诗中的政治感伤性>>、<<对于诗的迷信>>等也都是径直把矛头对准“浪漫派“、“人民派”的。袁可嘉批评这一派“纯粹以所表达的观念本身来决定作品价值高下的标准”、“以诗情的粗犷为生命力的唯一表现形式”、“以技巧的粗劣为有力”,讥之为“流行眼前的强人相信诗足以引起政变,改善人民生计的洪流”。 此外,唐是针对当时对<<中国新诗>.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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