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段叙述中可以看出，伯林所反对的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对形而上学假设的依赖，包括对人的本质主义的观点。在上述这一段和伯林著作中相似的段落中，伯林认定马克思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我发现这是一种很著名的也是似乎很有道理的看法，对此，除了说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明确反对这种看法的外，我这里不做任何考察或评论。伯林和马克思之间除了这些差别，在他们的观点中还有一些不太明显的也是有趣的相似和相同之处，他们都把人看作是一种自我改造的存在，都认为人的需要随着自我理解的变化而改变，都认为人不是偶然的才形成自己的历史（如一些唯物主义者和康德关于人的概念所认为的那样）而是自己构成自己的历史。在确认人性是历史性形成的方面，伯林和马克思也是一致的。他们之间最明显的差别，是伯林反对历史目的论和世界目的论的观念，他认为马克思也属于这一类思想家。伯林说：
    
    “认为历史服从一定的规律，无论是自然的规律还是超自然的规律，认为人类生活中的任何事件都是必然过程中一个因素，这种观念具有深刻的形而上学根源；对自然科学的迷恋加深了这种观念，但并不是唯一的也不是主要的原因。首先，这种目的论世界观的根子可以追溯到人类思想的开端阶段……在这种宇宙观看来，人的世界（在一些人那里就是整个宇宙）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等级性结构，所以能够解释为什么每一个因素会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出现，会成为它现在所是的这个样子，具有它现在的这种作用，即是说能够解释它的目的是什么，它距离自己目的的实现还有多远，这些多种多样的追求一定目的的实体连同它们各自的目的在它们共同形成的和谐的金字塔结构中是一种并列的关系或是从属的关系。如果现实果真是如此的话，那么对个人、群体、民族和人类的历史作用的解释，如任何其他的解释形式一样，就必然与他们在一个普遍的模式中的地位相一致。” 

    伯林得出的结论是：“这种态度根本就是反经验的态度”
    
    从这些引证和一些相似的论述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伯林反对这种目的论的历史观，认为它们依赖于一种先验的假设因而是无法予以经验地辩护的，他对马克思的反对不过是把这种思想运用到马克思主义上而已。他还认为马克思重蹈了赋予历史必然性以道德权威性的覆辙，他写道： 

    “这种目的论观点所表现的唯一意义就是根据符合或违背历史进程——人的集体性的进步的活动——把一些事物分成是好的或坏的，正确的或错误的，有助于历史进步的将具有生命力，阻碍历史进步的则必然要灭亡。在人类复杂的但却是历史地决定的上升性运动中，一定事物会永久地消失或注定要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实际上它是坏的和错误的，坏和错误这些语词的意思也就是这样来构成的。”
    
    可是，说马克思给予道德语词一种描述的意义，犯了伦理学上的‘自然主义谬误’的错误，这一点为马克思的捍卫者如G·A·柯亨（Cohen）所否认。柯亨指出，在自然主义谬误中没有考虑或混淆了事实与价值的区别，而在马克思著作的一些段落中，是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区别的。伯林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论据，就是它包含了一种历史目的论，而对此是无法进行经验的辩护的，也是无法坚持的，这恰恰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来说是致命的。 

    在我看来，伯林反对马克思的思想体系的最深层的东西——即反对马克思的历史目的论的内容——却是伯林做得最不明确最显薄弱的一个地方。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文化差别只是一种历史的副现象，并且随着阶级社会的消灭这种文化差别也将从人类生活中消失；或者，即使这种差别还存在，那也是一种边缘性的和不重要的现象。因此，虽然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提到在共产主义社会中民族文化将消失这个观点，但在他所写的许多著作中，包括在对他的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理论中，都表明这个观点是他所赞同的。在马克思看来，随着阶级社会的消灭，即使还存在民族文化，那也是以一种如同我们今天社会中少数民族的饮食习惯那样的东西，根本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如果保留这种多样性的文化差别，保留不同民族的文化的话，它也不会成为战争、革命或其他深刻的社会分裂的原因。 

    在赞同消解文化多样性的观点，至少在消解其政治重要性和不将之作为社会分裂的原因方面，马克思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的思想家。而伯林所反对的自然主义人类学也正是以此为基础的。尽管伯林在某些方面同意自然主义人类学的观点，比如与启蒙运动唯物主义的原始形式正相对立、它把人看作是自我改造的存在的观点，就是伯林所赞同的。伯林反对自然主义人类学，是因为它依赖于先验的前提，据此认为人的本质是入或人类的一种普遍的共同的东西，其内容就是合作和进行创造性劳动的能力。正是对人的本质的这种观点奠定了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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