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资本主义精神”这一标题就是暗指韦伯对于新教徒伦理最高境界的研究。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历史地讲，有三种连续的“资本主义精神”。第一种成型于19世纪。它的主要代表是普罗米修斯式的资产阶级企业家，拥有冒险、做投机生意和革新能力的工厂主。然而在世界大战时期，人们觉得这种形式的“精神”变得比较过时。于是，在1930到1960年期间，出现了一个新代表－－大型、中央集权、官僚化公司中英雄式的领导者。年轻计划者的梦想开始是要通过长期的计划和理性的组织并结合着自我实现和保障来改变世界，比如策划通过一种计划好的事业结构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而1968年的危机对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给予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这种形式的“精神”受到怀疑的理由就是，陈旧而且独裁主义的幻想越来越不适用于现实（不再是一种稳定事业或个人前程等等的一个有力保障）。为了动员充足的人力资源以确保其继续存在并扩张下去，这种制度现在需要第三种“精神”。　

    感召力、想像力、交流的天赋、直觉、灵活性和全面主义成为新领导者的理想特点－－像比尔·盖茨（是西雅图抗议者愤怒的主要目标）这样穿着普通而且冷峻的资本家，他们拒绝用官僚权威人士的正式服饰来包装自己。因为在“自由化的公司”里，控制已经内在化在每个雇员身上，这些雇员“分享其领导者的梦想”，而在顾客身上外在化（“客户就是上帝”）并且成为竞争的压力。质量控制和设备维护的一体化任务提高了个人的经验和自治，并且克服了泰勒式设计和执行的分离。“信任”成为实质上没有老板的世界的普通润滑剂，在这个世界里每个人都能通过参与正在进行的“项目”来实现他们自己的价值，并且有机会使他们自己的美梦成真。　

    新管理学作者部分地接受了这种乌托邦式幻想的最后阶段，他们注意到这种新劳动力团体的自由来源于牺牲保障意识，资本主义第二种精神更加固定的职业道路提供了这种保障。作为一部分补偿，他们勾画了一种参与连续项目的生活方式，这以一种“个人资本”的形式继续提高了一个人的“受雇能力”。资本主义新精神的脆弱性在这里得以展示，比如这本书提到它过于强调了荣誉问题－－正直、真挚、忠诚等等：通过欺骗和机会主义展示了个人化。　

    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继续展示了这种新兴制度中新道德框架的一种模式，它的理想形象是一种游牧式的“网络延伸者”，这种延伸轻而易变，包容了差异和矛盾心理，使人们的愿望现实化，不拘礼仪而且友善，与财产没有固定的关系－－因为租用和并非绝对的所有权代表着未来。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将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与60年代末期自由和传奇式的趋势联系在了一起。　

    70年代末，在《新哲学家》发表激烈的长篇演说反对共产主义时，一种悄然无声的反革命正在进行，慢慢地改变着一线工人力量的平衡。这是企业形态转变的一个重要阶段。但是，1981年社会主义者的胜利反过来加速了该进程，如1982年到1983年的奥鲁克斯（Auroux）法案，本以为把工资的讨价还价移至车间一级会加强工会的力量，实际上却帮助雇主们削弱了工会的力量，而行政管理学的经济学家们则加强了竞争的通货紧缩，过去“五月运动”的思想精英都成为了商业顾问。正如其他左翼人士认为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不足为信一样，过去的激进分子将“艺术批判”所保留的东西硬是用来帮助雇主们进行各种创新－－自然是以“超越资本主义”的名义，但因此也是反资本主义的。　

    然而，在那样一种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尽管这种意识形态处于支配地位，但它并不能占据批判的全部空间。正当阶级这个词从大量话语中消失时，社会排斥这个主题作为一种相对中性的概念代替了它。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描述了人道主义者的冲动导致新社会运动的轨迹，这些新社会运动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不温不火的”复苏，比如，近年来普通百姓的协调配合使罢工增加；无产者的运动－－那些“没有”现代生活必需品、没有家也没有工作的人的运动；或者自治的SUD联盟。他们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对当时时代的忠实反映。它们没有再现工人运动的传统结构或实践，而是表现出一种与资本主义网络形式“形态上的相似性”：弹性、对特定项目的关注、围绕特定行动进行的及时评论、构成的异质性以及对成员的数量和形式漠不关心等等。　

    那么，这本书得出的政治结论是什么呢？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认为，“排斥”这个词太脆弱，以至于无法提供一种抵制这种体制的持续基础。相反，所需要的是一种适合于联系主义者（connexionist）观念的剥削新概念，作为攫取剩余价值的新形式，这种新概念将一个行为者的流动性与另外一个人的固定性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结果是剥削关系的激增：“金融市场与国家相对立；金融市场与公司相对立；跨国公司与国家相对立；大型订单供应商与小型转包商相对立；世界专家与企业相对立；企业与临时雇员相对立；消费者与企业相对立。”正是沿着这些交织成网状的路线，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批判即将复兴。艺术批判也不应该屈从于当今社会与根深蒂固的秩序的联系。不断上升的失范性自杀率与萧条是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可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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