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根本没有注意到英语国家人士（Anglophone）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既然当代资本主义发生的主要结构变迁是在全世界范围内的，人们必定怀疑他们是不是高估了“五月运动”及其余波在他们的因果解释中的重要性。新自由主义在法国的出现在一些重要方面显然是过多地取决于地域的特征。但是，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依然有贬低体制压力的嫌疑，而过于重视国家和混合变量。知道90年代中期以来的管理书籍（它们的样本主要来自1989年至1994年）是否继续影响到相同的“批判性”解释或者知道全球积累的压力是否已经导致越来越直接的攻击性和好战的比喻将是非常有趣的。　

    从理论上讲，博尔坦斯基与泰弗诺以前的合著由于恰当地拒绝了布迪厄学派代表的对意识形态的揭露和谴责的毫无想像力的修辞，适当地考虑了行动者本身的信念和判断力，而不是把它们归入错误意识范畴，所以有时候受到人们的欢迎。由于受到最好的共产主义者哲学家－－沃尔泽和泰勒－－以及受到“深入人心”的微观经济学的支持，这将成为一种能够将正义的利益和市场的逻辑调和起来的新社会学。很明显，与《论正义》相比较，《新资本主义精神》是一部更激进的著作。但是，这本书所使用的许多理论工具仍然是前者的继续，两者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令人满意的联接。然而，它们共有的是作为不同逻辑和规范之间达成妥协的地方，并因此成为社会压力和规范之间达成妥协的地方的国家概念。正是这个概念使得博尔坦斯基和夏佩罗可以那么集中地关注企业层次的微观变位，深层次探究传统的社团主义者安排和福利制度，并因此而可以认为司法改革的一揽子方案是消除网络资本主义无限制发展的一剂良药。他们认为，那种改革的主体和参与者可能包括高层官僚、经理人员甚至开明的资本家。很明显，这就是抛弃现实主义意识的任何实用主义的局限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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