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基督教神学原理》初版于1966年，由于出版后大受欢迎，而且由于后来出现了各种评论和神学理论的新进展，所以，麦奎利认为他自己和读者都有责任作彻底的重新思考。于是他修订了全书，补充了大量的新材料，几乎重新思索了每一个论题，并关注到了所有神学方面的新发展，在1977年出了修订版。在修订版中，他回答了各种批评，扩展了第一版论述不充分的论题，并详细地讨论了一些新的神学思想。

    麦奎利写作该书，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在那些年代，在冷战和越战的背景下，以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牧师之遇刺为鲜明表征的美国的社会冲突十分严重，苏联的国内僵滞和对外冒险，中国的国内动荡和对外封闭，西方青年的不满和造反，所有这一切的程度和范围都在增加。总而言之，那是一个危机迭起的时期，也是一个与之相应的种种世俗思潮，特别是分析哲学和实存主义等等新的哲学思潮大大流行的时期。然而，在宗教领域，那个时期却发生了一个激发生机的重大事件，即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的召开（1962年—1965年）。同将近一百年前召开的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相反，这届公会议上提出的“革新”和“开放”方针，表明罗马天主教会已更加现实地对待现代世界的种种问题，其中包括更加开放地对待天主教之外的各派基督徒。在这种背景下，麦奎利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恰逢其时，难能可贵。因为它既未放弃神学的根本任务，即阐明基督教信仰的各项教义，又不回避时代的尖锐挑战，即“新问题、新环境、新知识的出现”要求神学作出的回答。麦奎利认为：基督教神学的“目标，不仅是要表明基督教信仰内在的一致性，即表明各个教义如何构成一个整体，而且要表明基督教信仰同现代世界中我们所持有的很多其他信念和态度之间的一致性。只有完成了这些任务，这种信仰才能被理智地维持，才能与全部人类生活结为一体。”[3]事实上，这两种任务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作为一个实存者的神学家，只能在某种实存的环境之中，对作为实存者的信徒或读者来阐释与实存息息相关的信仰。所以问题只在于如何用体察时代精神的态度、用适合时代需要的象征来推进这项工作，而同时又不歪曲信仰的本质。

    麦奎利的这部系统神学著作所采取的，正是十分体察时代精神的态度，即与多元处境相适应的“开放”态度；也正是十分适合时代需要的象征，即与世俗文化相沟通的哲学概念。关于前一方面，他写道：“在我们大家日益息息相关地生活在一起的世界上，基督教同别的信仰之间接触越来越多。……基督教对于世界各大宗教，应该放弃某种古老的排他的态度，应该具有一种新的开放与豁达精神。”[4]关于第二个方面，他认为，采用当代哲学概念“绝不意味着我们的神学正被弄成哲学的附庸，但确实意味着，我们可以象以往的神学家那样，利用当代哲学的工作，以便最好地运用与现代世俗文化相通的语言来表达信仰。”[5]这两个方面，都以一种毫不落后于梵二会议后的天主教会及其神学代表拉纳尔（Karl Rahner）的方式，以一种十分忠实于基督教信仰的方式，清楚明白地表现在这本书里，从而使这本书成了对现代人阐释基督信仰的一部杰作。

    麦奎利的这本书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哲理神学”（philosophical theology）所起的作用，类似于传统所谓“自然神学”（natural theology）；第二部分“象征神学”论述的内容，相当于传统所谓“教义神学”（dogmatic theology）；第三部分“应用神学”（applied theology）则囊括了现在所谓“实用神学”或“实践神学”（practical theology）所能包含的主要论题。在“哲理神学”中，麦奎利把神学的出发点由神降为人，从人生分析出发，通过一套关于“启示”的认识论推进到关于“存在”的本体论，并将“上帝”的涵义表述为“神圣存在”，以此回答了关于“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确立了信仰的哲学基础。他还提出了一套神学语言论，以回答分析哲学的挑战，主张一种宽容的宗教论，以适应思想意识的多元状态。在“象征神学”中，麦奎利运用在第一部中确立的“实存论—存在论”方法，对传统的三一论、创世论、基督论、救赎论和末世论等所有的基本教义，进行了既符合现代思想气候又符合传统教义精神的解释。其中涉及上帝的性质、上帝与世界的关系、基督与人类的拯救、个人和宇宙的归宿等等甚至连教外人士都颇感兴趣的问题。在“应用神学”中，麦奎利提出了一套适应现代社会并与天主教调和的教会论以及相关的关于圣职、圣事、布道、崇拜和祈祷等等的理论。他还改造了陈旧的传教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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