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新民”到“立人”：五四启蒙思潮的形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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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6: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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浚鎏逯杂杉酢！盵6] 为了拒绝西方的自由和民主，他千方百计努力证明的是自由与民主之不适合中国国情：“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与我不适何！……一言以蔽之，则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7] 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为什么“与我不适”？中国国民为什么“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理由是中国有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它是历史形成的，老百姓习惯于这种专制制度而没有行施民主权利的能力，如果实行民主共和制度，必将导致秩序混乱、国将不国。考察维新派反对民主共和而主张君主立宪的言论，其理由并不是民主共和制度不好，而是它不适合中国国情。在这一点上，维新派与他们的前后反对派显示着共同的思维逻辑。他们关于改革的思考是在维护既有国情的前提下进行的，而国情的根本就是既有的统治秩序。他们之所以象慈禧太后预备变法的做法一样，主张必须经过开明专制之后，才可以实行民主制度，理由是“凡国必风气已开，文学已盛，民智已成，乃可设议院。今日而开议院，取乱之道也。”[8]
也就是说，他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自由与民主，也可以在某种限度中谈论公民的权利，但是，这一切只能是为国家这一根本目的所用，一旦自由、民主和人权有可能成为“取乱之道”，他们就会视之若洪水猛兽，象专制统治者一样拒绝承认个人自由和公民权利的合法性。由此，我们能够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梁启超们“新民”的意义只是为国家制造更合格的建设者和保卫者，而不是造就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个性全面发展的人。他们终日忧虑于“国将不国”的危机，却很少正视“人已非人”历史和现实，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自由和权利在他们的思想中从来没有成为目的。
因此，梁启超的“新民说”与现代意义上的启蒙主义存在着质的不同。是否可以把它作为启蒙主义进行讨论，是值得怀疑的。我以为，虽然“启蒙”一词在中国早已有之，但是，学界谈论“启蒙思潮”、“启蒙哲学”、“启蒙主义”，使用的显然不是少儿入学开蒙之意，而是借用于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思想启蒙运动。因此，对这一概念的使用应该以西方思想启蒙运动为参照。
那么，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之“启蒙”本质何在？毫无疑问，是人的解放和人权的确认。正是这一点，使它尽管本身也存在着各种不合谐音响，却成为人类文明健康主流的里程碑，成为人类在现代化历程中战胜各种邪恶的思想武器，而且成为走出种种迷雾的灯塔。思想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主题的继续和发展，二者之间是不可割断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思潮冲破中世纪神学的束缚，继承古希腊和罗马文化重视“人的尊严”的古典模式，以人为旗帜反对一切扼杀人的力量，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世俗生活，强调人的中心地位和自由意志，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歌颂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呼唤个体的主体地位。它使人们终于意识到每个人都有上帝赋于的自由权利，是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剥夺的。因此，尊重人，爱护人，承认个人的自然权利，成为文艺复兴以来人类健康思想的一大特征。17世纪到18世纪的思想启蒙运动继承文艺复兴运动的任务，用自由对抗专制暴政和宗教压迫，用自然神论和无神论对抗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对抗君主和贵族特权，把人的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们寻找“永恒的真理”和“永恒的正义”，要保护的是“基于自然的平等和不可剥夺的人权”。他们呼唤一个理性的王国，是要以理性作为人的解放的武器和人的权利的保证，即以理性秩序维护人的天赋之权。从文艺复兴运动到思想启蒙运动的全过程是：从人的自由和解放入手，把在封建神学和专制政治束缚下丧失了生命力的人还原为富有生命力和自由意志的人，然后努力以理性建立一种社会秩序以保障自由、平等、民主和人权不被侵害。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是从神学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人，他们对自由的追求是单纯意义上的个人自由和世俗欲望的解放；而启蒙运动中的人则不再满足于个人的叛逃和解放，而要求法律保护之下的个人权利。
这一基本过程决定了启蒙运动的基本特征：从人的立场出发，以人为目的，为人的自由和权利而努力。启蒙主义因此而获得了鲜明的思想标识，使其他一切非以人为目的思想文化运动都不能与它相混淆。一切立足于民族、阶级、集团、血统的政治动员和社会教化都不能盗用启蒙之名，因为那一切政治动员和社会教化都往往是以愚弄的手段达到使人们顺从和效忠的目的，而这正是与启蒙主义相对立的蒙昧主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近代的所谓“启蒙思潮”不应无限扩大，梁启超和他的前后同道们都从来就不是启蒙主义者。
二
从维新派的思想文化运动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其中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辛亥革命前夕活跃的思想界和革命派思想家的思想主张。正是一些革命派思想家和倾向于革命的思想家开始真正走近了启蒙主义，并且成为五四启蒙运动的先导。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失掉了一次机会，也堵死了中国政治效法英国和日本而走君主立宪的道路。尽管清廷在维新志士血迹未干之时就预约变法以图重新获得新派士大夫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认可，尽管康有为们也仍然在呼唤还政于光绪并且与革命派展开激烈的论战，但是，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清廷注定了因为手上的鲜血而失掉了历史机遇。虽然90年代以来新保守主义潮流使得辛亥革命的合法性受到了质疑，然而，在19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的革命已是必然。这不仅在于让改革者在刽子手们面前俯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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