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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学科特点与时代新质的嬗变 ——兼谈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另一种思路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6:47
体精神劳动者,有区别地予以对待。随  着文化市场的出现,文学界还陆续冒出了一些以卖文为生的“文学个体户”和“自由撰  稿人”。这就使文学在整体上呈现出十分活跃的态势,作家的创作自由度也因此得到了  从未有过的扩大。
  由此可见,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不管是从文学与政治的角度观照,还是就文学与体  制的关系审思,它既有共同的时代新质、共同的创作风貌,又在不同发展阶段表现为一  定的节律,显示出并不相同的阶段性特征。而后者无疑也就为当代文学史的分期提供了  依据。现在最常见的是采用以时代为经、文体为纬以及作家作品为主体的“三分法”,  即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1949—1979年间的文学。这是当代文学重要的奠基时期和  开拓时期,也是历尽坎坷和艰难发展的时期。具体又包含“文革”前17年、“文革”10  年和新时期3年这样三个小的发展时段。但期间强势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则贯串始终,文  学政治化现象上升为压倒一切的时代主流。所不同的只是影响于文学的这种政治,在性  质上有正确与错误或正确与错误兼杂的不同之分罢了。第二阶段是1979—1989年间的文  学。这是当代文学的过渡时期和转换时期,也是观念解放和艺术革新的时期。开始之初  ,它更多注重的是对前阶段文学的修复,试图回到“文革”前17年、回到五四时期去;  以后则侧重与西方现代主义的横向联系,文学日益从封闭走向开放,由政治性走向人文  性、艺术性。第三阶段是1989—2000年间的文学。这是当代文学的多元时期和活跃时期  ,也是混沌无序和焦虑不适的时期。文学在摆脱了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重负,获得了  独立声音的同时,又身不由己地被商品经济所裹胁。于是,文学功能的边缘化、文学机  制的市场化与文学形式的通俗化,也成为不争的事实。当代文学进入了一个机遇与挑战  并存的新的发展阶段。
      三
  前面提到,当代文学不同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是一个只有起点而没有终点的发展  中的学科,也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学科。我们与研究对象之间近距离的对话,是制约学科  发展的不可改变的因素,也是构成它与其他科学差异的最主要标志。尤其是当代文学的  下限(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象本身与我们完全重合,生活在同一时空领域,没有经过  任何哪怕些微的历时性意义上的时间筛选和考验,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它也更适合于作  文学批评式的研究或纳入文学批评的范畴。这样,也就自然而然地使这个学科具有特别  强的当代性特征,并含有明显的不定型或曰不确定性因素。
  当代文学学科的这一特点,从正向意义上讲,它可使我们的研究包括文学史的编写有  效地跳脱传统僵化的经院范式,真正成为富有生命活力的现实开放体系。在这里,无论  是阐释还是接受,无论是学术层面还是教学层面,我们都可以而且有必要融进自我的生  存体验。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凸现和激活这个学科的生命内涵,感受、理解、体  会其中的丰富文本和历史进程,达到作家与研究者、教与学之间的能动对话。正是由于  这个缘故,不少学校的有关当代文学教学往往腾出相当的课时,组织学生围绕当前某一  代表性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进行课堂讨论。这完全吻合当代文学学科的属性特点,确  实也收到了良好效果,值得鼓励和提倡。
  当然,有利也有弊。与时代社会和研究对象靠得太近,拉不开距离,也容易使论者被  时势和对象所左右,从而自觉不自觉地给研究抹上了更多主观随意的东西,缺少应有的  学科规范。而后者恰恰是写文学史所要避免的,甚至是与文学史自身的规律和特点相抵  触的。因此,如果对此不保持必要的警觉,将个人主观化的东西无限扩大,任其纵横驰  骋,那么,就很可能使当代文学史的编撰出现重观点、轻材料,强调主体理性认知和价  值判断,忽视客观知识和客体的相对独立品格的现象。结果就会产生严重的主观独断论  ,甚至颠倒了主客之间的第一性与第二性的关系,主观可以任意利用、改动客观事实。  “文革”前出版的部分当代文学史在当时“以论带史”口号及种种思潮和学风的影响下  ,对不少的作家作品或文学现象往往不是从具体的事实出发,而是根据当时现实的政治  需要,以偏概全,作武断的结论,这种状况就十分典型,有着深刻的教训可以记取。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有必要提出并强调当代文学史编写的客观性问题,因为  “认识客体永远是最重要的,第一位的。认识主体的见识只有符合于客体,正确反映客  体,才够得上是科学的,才最终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这也是考验我们‘史德’的首要一  条”[5](p.28)。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文学史与文学批评及一般的文学研  究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既属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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