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术中的政治与政治中的学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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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7: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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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仅仅是小说话语，就是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这样几乎是纯形式的因素，巴赫金也是从社会历史角度予以考察的，他的重要论文《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副标题就是《历史诗学概述》，从西方社会历史的进程来考察小说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的形成、发展和变化。他考察史诗与小说的差异也不仅仅是从文体形式和文本内容差异的角度进行。巴赫金在小说与史诗文体形式和文本内容的差异上看到的是与它们所关联并决定着它们的历史生活和时代的差异：“正是现实生活中的变化对小说起着重要作用，也决定了小说在该时期的统治地位。小说是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惟一体裁，因为它能更深刻、更中肯、更敏锐、更迅速地反映现实本身的形成发展。只有自身处于形成发展之中，才能理解形成发展。”(注：《小说与史诗》，载米·巴赫金著《小说理论》，第509页。)小说是反映现实的，因此与现实保持着内在的同一性，具有兼容性、开放性、未完成性、内在的对话性等特征；而史诗则与之有完全不同的特征，它描写的是遥远的过去，而过去已经完成，因此，它具有崇高性、已完成性、封闭性等特征。这些对小说和史诗各自的特征所作出的描述和分析，将文体研究与社会历史分析结合起来，具有比当时一般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家深刻得多的识见。说到这里，补充指出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巴赫金的小说理论与卢卡奇的小说理论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之处(不存在谁模仿谁的问题)，而卢卡奇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分析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小说问题的。巴赫金曾经也有意将卢卡奇的《小说理论》一书翻译为俄文，只是因为一个朋友告诉他，卢卡奇后来对《小说理论》不太满意，他才打消这个念头。这一事实也许可以让我们推测，巴赫金小说理论中的社会学视角可能有卢卡奇的影响。
在一般意义上，巴赫金确如自己宣称的那样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在更深刻的意义上，巴赫金对自己研究领域精彩而深刻的社会论分析，确实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无关系，这也是不可否认的。正是这种影响，使我们看到了巴赫金学术思想与当时社会政治背景、意识形态背景无法割断的深刻联系。巴赫金的学术思想当然远远超出了他的时代，但这种超越是“历史地”超越，是在与当时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的深刻联系基础之上的超越，他的学术思想内容本身，深刻地打下了那个时代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印记。
谈论巴赫金思想学术的政治性，自然不能不考察他建立在超语言学基础上的对话理论的政治性。巴赫金的文学理论和评论在相当意义上都是以对话理论为基础的。对话理论远远超出了语言学学科范围，是涉及到人类社会生活尤其是精神生活领域的思想主张。这种理论产生的重要基础之一是巴赫金的超语言学。众所周知，巴赫金正是在批判当代西方那些将语言问题与外在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完全隔离、只在语言世界内研究语言结构和规则的形式语言学，或只从人的心理活动角度研究语言，在将语言当作心理现象的心理语言学的基础之上提出自己的超语言学的。超语言学的核心就是在人类具体社会交往中去考察语言问题，强调离开了社会交往语言就不存在也没有意义。而“语言在其实际的实现过程中，不可分割地与其意识形态或生活内容联系在一起”，(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载米·巴赫金著《周边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42页。)所有的语言本质上都具有对话性，而且这种对话既是具体的个别的，但又渗透了各种社会力量、社会意识、社会政治因素，后者正是通过所有社会个体在各种具体的社会交往中、在言谈(表述)中悄悄渗透进来，发挥着作用和影响。巴赫金提出“生活意识形态”这个概念，这个概念意指“生活感受以及与之相联的外部表现的一切的总和。……生活意识形态是未经整理和未定型的内部和外部的言语元素，它说明每一个我们的行为、举动和每一个我们的‘意识’状况。”而这种表现为社会心理的“生活意识形态”与整个社会体系性的意识形态“一直保持着最生动的有机联系”。(注：《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载米·巴赫金著《周边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17、442页。)所以，巴赫金的超语言学特别注意分析渗透在具体话语交往活动中的“生活意识形态”因素。他发现，即使是具体表述活动中的话语语调，也是有特定的社会学指向的，至于整个话语活动本身，其社会意义就更不待言：“话语是一种社会事件”，形式语言学和心理语言学都不能揭示“话语具体的、社会学的本质，使话语变为真理或谎言，低下的或高尚的、需要或不需要的那个本质”。(注：《生活话语与艺术话语》，载巴赫金著《周边集》，第92页。)由于话语表述本质上的对话性，而各种社会立场、社会力量、阶级意识、意愿、情绪等因素都渗透在所有人的话语表述活动中。言谈的场所也是各种社会力量、阶级和集团、各种社会立场、信念和意识形态交锋交往的场所。这里，不难看出，建基于超语言学基础之上的对话理论内含着深刻的政治性。
从今天的角度，人们可能更多地看到当时政治意识形态对巴赫金学术思想研究的负面影响，例如，在评价当代西方几种语言学理论、评价形式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等论著中那种带有居高临下的、严厉的批判性语调，那些当时流行的权威的、宣判式的表述方式，等等，确实缺少一点平等的学术讨论所必须的平和。巴赫金自己后来谈到这些论著时也讲，“在这并不美满土地上和并不自由的天底下所创造的一切，在这种那种程度上都是带有缺陷的。”这就明确地表明了对那些论著的不满。他认为这些论著并未完全体现自己的思想，如果是现在来写，以他自己的名义发表，他肯定不会那么写的。
这种遗憾也存在于奠定他学术声誉的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果之中。1928年《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一书是他第一次以自己名义出版的论著，这部书在30多年以后修改再版，也给巴赫金带来了世界性的学术声誉，但在巴赫金看来，这部著作也留下了遗憾。他后来曾在与鲍恰洛夫的谈话中表达了这种遗憾：“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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