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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拉美文学的二重选择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7:07
是偶然的。只不过作家的选择犹如历史的选择,无法假设。于是白纸黑字,方圆殊趣,读者面对的始终是各色各样的文学、各色各样的主题。至于这些文学、这些主题与作家的遭遇、作家的时代关系何如,则是另一个同样大而艰难的话题。
  具体说来,在生活和书本之间,博尔赫斯选择了书本;在本土和世界之间,他也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世界。这样的选择多少应该归咎或者归功于他的家教、他的血统和他的眼疾。但是,这并不排除博尔赫斯从现实生活出发去实现形而上学的超越。比如似是而非的童心,它不仅是博尔赫斯走向形而上学迷宫的一个契机,同时也是他试图禳解和表述的一个主题。为此,他几乎一直把布宜诺斯艾利斯定格在20世纪之初。
  这就不仅仅是好与不好,而且还是个是与不是的问题了。
  众所周知,儿童意识不到自己是儿童,或者他们心目中的童年和成人心目中的童年并不是一个概念。反过来说,成人心目中的童年是被成人化、理想化了的。这是因为成人已经远离童年且常常拿自己的认知对童年的经历、童年的记忆进行自觉不自觉的歪曲。博尔赫斯对此心知肚明。他认为记忆很不可信,“比如有关今天早晨,那么我可能得到它的某种意象……也就是说,关于童年或者青年,我根本无法接近本真”(莫内加尔117)。然而,这丝毫改变不了童心在艺术创造中的重要性。文艺批评家施克洛夫斯基在“作为技巧的艺术”一文中说过,“艺术知识所以存在,就是为使人恢复对生活的感觉,就是为使人感受事物,而不仅仅知道事物”(引自张隆溪75)。他还由此衍生出关于陌生化或奇异化的一段经典论述。其实所谓陌生化,指的就是人们对事物的第一感觉。而这种感觉的最佳来源几乎一定是童心。它能赋予见多不怪者以敏感,从而使他“少见多怪”地发现事物、感受事物。援引博尔赫斯援引的一句话说,“天下无新事”,或者“所有新奇都来自忘却”。
  这是所罗门名言的两种说法,博尔赫斯从培根那里转借过来表示童心的可贵和易忘。而这种易忘和可贵(二者相辅相成),恰好给博尔赫斯提供了背反的余地、虚构的余地。比如那面神乎其神的镜子和那个玄之又玄的迷宫,始终被他当作儿时的感觉、儿时的意象写来写去,尽管真实与否值得怀疑(我更相信它们来自于书本,服从于他形而上学的需要)。关于这一点,只消检验一下他不同时期的诗歌即不难发现。为了逃避现实并纵身遁入虚无主义,他必须借助镜子和迷宫之类把事物与意象、存在与认识、现实与梦幻的关系颠倒过来。而童年的邈远、童心的模糊又那么真切地实现了他对世界、对存在、对人生的怀疑:虚无。这是博尔赫斯狡黠之处,也是他的立场所在——遗憾的是他始终指向抽象,却很少关注形象,以至于多数作品富有哲学意味而缺乏文学气息。而艺术之所以偏爱童心、偏爱感觉,就因为它们是感性的、形象的,而非理性的、抽象的。
  镜子与物体、迷宫与世界、梦幻与现实、书籍与宇宙等等,在博尔赫斯笔下乃是何等的确定而又不确定:它们被一而再再而三地颠倒过来。于是,镜子不再是镜子,而是无限繁衍的“交媾”;迷宫也不再是迷宫,而是世界复杂的本质;梦幻也不再是梦幻,而是现实虚无的显证;书籍也不再是书籍,而是宇宙浩淼的载体——譬如《皇宫寓言》中的诗,譬如《红楼梦》里的梦。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诗创造了皇宫,还是皇宫创造了诗;也不知道是红楼孕育了梦,还是梦孕育了红楼。博尔赫斯甚至完全以《红楼梦》第一和第五、第六回为出发点和终极目标,不仅说《红楼梦》是幻想小说,而且认为其“令人绝望”的现实主义描写的惟一目的便是使神话和梦幻成为可能、变得可信。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但回头看去,博尔赫斯却是猛走了一段弯路的:从一个讴歌革命的“表现派诗人”到钟情自然的“惠特曼传人”到崇尚创新的“极端主义分子”到偏爱游戏的“弗罗里达作家”……他一直在选择,一直在徘徊,直至最终义无返顾地遁入虚无主义并永远成为那个古老家族的一员,这使他长期与绝大多数拉丁美洲种种现实主义作家格格不入。
  时移世易,博尔赫斯从一个时代、一个世界的不屑变成了另一个时代、另一个世界的不凡。这其中倒有被选择的因素。尽管这种选择归根结底仍取决于他的选择。作为民族虚无主义者,博尔赫斯张开双臂拥抱外国文化。这使得他在民族运动、社会主义思潮高涨的五六十年代,被认为是堕落的“外国”作家。而当世纪末意识形态淡化,社会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博尔赫斯又成了一个让许多人顶礼膜拜的偶像。
  当然,博尔赫斯现象不仅仅是文学与整个意识形态以及“全球化”或“本土化”的关系问题那么简单。但是,由于博尔赫斯们和马尔克斯们出现,“全球化”与“本土化”这个现实中的两难问题在文学中得到了“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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