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方诠释学诠释重心的转换及其合理走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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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7: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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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借助于“体验”而沟通起来。
所以，尽管与施莱尔马赫不同，狄尔泰并没有完全消解读者的个性在理解中的作用，而是将读者的个性与作者的个性一同纳入生命之流中，为理解的发生提供可能，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为向“读者中心论”的过渡作了铺垫，但就其基本的方面来说，他仍然坚持了“作者中心论”的立场，让体验诠释学的脚步不懈地去追寻文本中的“作者原意”。
总的来看，诠释学发展中的“作者中心论”为了保证理解的客观性，或者说为了保证对文本中的“作者原意”的把握，几乎完全消解了读者的个性。在“作者中心论”的视域中，读者实际上成了“无个性的”、“无差别的”抽象存在物。
读者中心论：读者历史性的凸显和作者原意的被遗弃
海德格尔是诠释学发展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读者中心论者”。在海德格尔之前的诠释学基本上属于方法论的领域，而海德格尔通过建立此在诠释学实现了对以往的诠释学和本体论的双重变革。在海德格尔那里，“本体论从根本上被重新界定为对此在之存在的昭示和揭秘。而诠释学，也被重新界定：它不再是一种神学的或哲学的注释的方法论，甚至不是精神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对存在的具体的、特定情境的、历史的、语言的和动态的(适应时间变化的)在此之在的昭示性理解，一种关于在显现中显现出来的事物的初始观念的现象学。”[7]按这种见解，理解不是此在的行为方式，而是此在的存在方式；理解甚至主要不是与追寻文本中隐含的作者原意相关，而是与读者自身的生存状态相关。伴随着这种方法论到本体论的诠释学转向，此在诠释学对诠释过程的关注重心也发生了转移，即从对“作者原意”的关注转向了读者对文本意义的创生，理解不再是读者通过文本把握作者原意的过程，而是读者依据自身的历史性而使文本的意义得以不断创生和流动的过程。伽达默尔认为，“海德格尔不再把此在的历史性作为对它的认知可能性的限制以及对科学客观性理想的威胁，而是以一种积极的方法把它纳入他的本体论疑难之中。”[1](P48)由此我们认为，海德格尔借助于所实现的诠释学本体论转向，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读者中心论者”。
在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双重影响下，伽达默尔建构起了自己的哲学诠释学，推进了“读者中心论”诠释学的系统化发展。
首先，伽达默尔用奠基于读者历史性的“视界融合”来对抗施莱尔马赫旨在消解读者历史性的“心理移情”。伽达默尔谈到：“我面临一个抉择——应是‘在心理上重建过去的思想’，还是‘把过去的思想融合在自己的思想中’?——我决定反对施莱尔马赫而赞成黑格尔。”[8](P34)如前所述，在施莱尔马赫的“作者中心论”诠释学中，读者的历史性被视为妨碍理解把握作者原意的消极因素，被千方百计地排除在理解之外。而伽达默尔在海德格尔和黑格尔的影响下，对文本解读问题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见解。在谈到黑格尔关于精神以一种更高的方式在自身中把握了艺术的真理的思想时，伽达默尔明确指出：“黑格尔在这里说出了一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真理，因为历史精神的本质并不在于对过去事物的修复，而是在于与现时生命的思维性沟通。”[9](P221)在他看来，读者对文本的解读并不是一种向作者原意的回溯运动，相反，它是一种借助于文本而实 现的此在的存在方式，因此，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把握作者的原意或重建作者的思想，而 在于如何在理解中实现过去真理与现时态生命的思维性沟通。理解的过程，实际上是读 者从自己的历史性出发去解读文本，并在与文本的思维性沟通中形成文本意义的过程， 简言之，理解的过程也就是意义的创生过程。由于读者的历时态变化，文本在被解读过 程中获得的意义也处于不断的流动之中。任何文本都是向着读者的历史性敞开和开放的 ，正是在作者和读者这两种视界的不断融合中，文本自身的意义才被创生和更新。所以 ，伽达默尔强调，“本文的意义超越它的作者，这并不只是暂时的，而是永远如此的。 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9](P380)这样 ，在伽达默尔的哲学诠释学中，理解的中心就从作者以及作者的原意转向了读者以及读 者的历史性，读者及其历史性成了决定文本意义的真正关键。
其次，伽达默尔通过对读者历史性的重要表现形式——“先入之见”(Vorurteil，或称“偏见”)之合法性的强调，从根本上消解了“心理重建”的可能性，为“读者中心论”进一步提供了依据。在施莱尔马赫和狄尔泰所代表的“作者中心论”那里，读者由于自身的历史性存在而形成的见解，通常被视为阻碍读者理解文本的“偏见”而遭到贬斥。在他们的诠释学中，读者被要求在进入文本的解读时毫无保留地排除自己的历史性和主观见解，以实现对作者原意和思想的客观重建。而伽达默尔认为，“这实际上是历史主义的天真的假定，即以为我们必须置身于当时的时代精神中，我们必须以它的概念和观念，而不是以我们的概念和观念去思考，并以此追寻历史的客观性。”[10](P46)其实，无论是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时间距离，还是由此带来的读者与作者的不同的历史性，都是一种客观的存在，或者换句话说，是读者所无法彻底摆脱的自身存在方式的一个方面。在他看来，占据读者意识的“先入之见”并不是读者可以自由支配的，也就是说，不是通过所谓的“心理移情”可以加以克服的，实际上在我们的理解活动展开之前，以“传统”的面目出现的“先入之见”已经先在地占有了我们。文本赖以栖身、理解赖以展开的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传统的负载物，当读者的理解在语言之中展开时，“先入之见”已经必不可免地渗入其中。当然，传统并非一成不变，“传统并不只是我们继承得来的一种先决条件，而是我们自己把它生产出来的，因为我们理解着传统的进展并参与到传统的进展中去，从而也就靠我们自己进一步规定了传统。”[11]依此而论，不同时代的读者，处于传统之流的不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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