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关古文论“失语”、“复语”问题的冷思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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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7: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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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于研究当代文论的年轻人，他们“如果能以传统文论为基础，使当代文论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土壤上，吸收西方文论的有益营养，创造出具有我们民族特点的文论‘话语’，来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艺学，一定会在世界文论讲坛上唱出中国的最强音” 。恕我再直言，这些良好愿望恐怕要落空。这不仅因为当代文论家们“忽视”传统文论的“传统”久矣，更因为西方时髦“话语”仍在不断涌进，大家正忙着学习各种“后”“主义”“话语”以防自己“失语”呢（连我们古文论学者不是也在学习操练“话语”“失语”这些新概念么！），怎么会去热心学习并操作“前”的不能再“前”的古文论“话语”呢？既然如此，古文论学者何不放弃这种劝服努力，亲自作实践主体，担当起这一让中国古文论“复语”的历史重任呢？毕竟大家都生活在当代，都同样面对当代文学，而且，中国古文论从来就不屑于形上思辨，具有紧密联系创作的传统。张少康先生说的好，那些认为研究古文论和当代文艺学没有关系的人，“是根本不懂文艺学，甚至缺乏起码的常识” 。因此，只要古文论研究者能如其所倡导的让当代文论家“重视”古文论那样，“重视”一下当代文学，有那么三、五人率先垂范，每年用古文论固有或转化后的“话语”系统写出那么三、五篇漂亮的批评当代文学的文章，让那些只会操作西方话语的当代评论家们集体“失”一次“语”，那么，古文论“失语”问题就可以圆满地解决。但如果数年下来，古文论学者，把手中的“好箭”统统用上，却难中鹄的，或效力难抵西式武器，真的是好看不中用，那么，我们无论怎样讨论或倡导，古文论“失语”的悲剧命运都是不可逆转了。
二、古文论“失语”：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客观必然
尽管我期待着古文论学者能有这样热心“复语”的实践者，但坦诚地说，我对这种实践的成功并不抱有希望，因为上述关键在“重视和运用”的结论，是建立在论者对中国古文论“失语”根源的浅表性认识基础上的。实际上，正像许多学者所指出的，古文论“失语”并非自今日起，而是可以远溯到“五四”时期；重视并解决古文论“失语”的药方也早在五十年代末就已开出了，那就是提倡古文论的“古为今用”。从那时到今天，即使抛除“文革”十年，也有二、三十年时间。但这种“今用”至今仍“没有真正做到” 。为什么没做到呢？究其主要原因，并不在于我们对古文论的当代意义认识和重视不足，而在于古文论“失语”的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原因。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古文论“失语”，实际上是“更广泛‘失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即是“五四”以来整个中国传统文化“失语”或文化“传统中断”的一部分。而传统文化“失语”或“传统中断”的原因，从表面上看是“西方话语”的涌入，而其深层原因则是中国从传统封建农耕社会向现代民主工业社会的革命性过渡；“西方话语”的大量涌入也是中国社会全面变革的一种征兆和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古文论的“失语”有其自身不可违逆的必然性，而决不是“被人从本土文化精神的土壤中连根拔起” 的结果。一种理论话语，只要它真正植根在本土文化的土壤中，那么，只要这种文化土壤存在一天，任何外力也是难以把它“连根拔起”的。因为这种话语本身便构成了这种文化土壤。试问，离开传统哲学、伦理学、美学、文论等“话语”，我们的本土文化土壤里还有些什么呢？而今天的现实是，并不是古文论脱离了本土文化土壤，而是我们的本土文化土壤中的传统成分已大量丧失或流失，现代的或西方的科学及人文文化已经占据了主体地位。有些学者喜欢以汉唐时期，汉族文化对外来文化吸收融合为例，来论证今天中国古文论包容西方文论的可能性。这种类比忽视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历史上的中外文化交流是以本土文化为主体，且在同一个历史时期、一个文化知识谱系（东方文化）中进行的（这是佛教迅速中国化的重要原因）。而今天，中西方文化的冲撞，则是在本土文化传统已经被社会变革所中断、异“时”、异“质”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当然，自“五四”以来所发生的这种文化变化是否完全合理，那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但承认这种变化已经发生，却是不可回避的事实。处于这样的“现代”的、“西化”的客观社会文化环境中，古文论如果不“失语”，反倒是会令人奇怪的。让我们作些具体分析。
文论，或文学理论，顾名思义就是以文学为言说阐释批评对象的理论，它的生存，一方面要依赖一定哲学美学理论，为之提供思想营养或武器，另一方面要依赖一定的文学创作，作为其提炼并操练理论的对象。任何文论一旦失去特定的哲学美学灵魂，脱离所寄生或依存的文学现象，则只能是一种僵死的学问体系，而不是鲜活的理论话语。中国古文论在当代，并不是因它失去与西方文论对话的能力而“失语”，而首先是因它脱离中国当代哲学、美学失去与中国当代文学对话的能力而“失语”，是因其自身的“失聪”而“失语”。我们知道，中国古文论是依存于“儒、道、释”传统哲学传统美学的。党圣元先生指出，“先秦诸子之哲学方法论为中国传统的理论思辨和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历代文论家“始终以明性与天道、究天人之际为认知之最高境界，同样将自己的学思目标定位于思辨、冥悟天──地──人关系这一作为传统学术思想价值之宗的范围之内。” 他还探寻出传统文论的逻辑起点为“道”。但恰恰是这体现传统文化和文论灵魂的“道”，在中国当代哲学和美学中早已没有立锥之地。当代哲学和美学中，要么是科学主义或唯物主义的“规律”、“真理”和“本质力量”“对象化”，要么是形形色色所谓唯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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