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的教材，按“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的说法，应该就是后来孔子所以教门人的《诗》、《书》、《礼》、《乐》诸经。①《诗》是古人歌谣选集；《书》是档案文献选编；《礼》是社会行为手册；《乐》是与诗、礼相关的知识与乐谱。据《史记·滑稽列传》载，孔子曾说，“六艺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

清胡渭《大学翼真》卷末有一个总结：“古之大学所以教人者，其文则《诗》、《书》、《礼》、《乐》，其道则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其法则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故孟子谓庠序学校皆所以明人伦。”胡氏此书大旨虽本于朱子，但这段议论并不能为朱子的论题提供支持。朱子所谓“所以教人之法”最多可以有三种解读：一是教师自己的教学方法；二是教师要求或指示给学生的学习方法，三是教师所要传授给学生的知识。这三者在我们前面所征引的文献资料尤其是《礼记·学记》中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内容。稍加对照就能发现，那些内容与《大学》“明明德”的主题及所谓“三纲领”“八条目”的结构并无直接内在的勾连。《大学章句》开头便引程子之语“《大学》，孔氏之遗书，而初学入德之门也”，并补充说：“于今可见古人为学次第者，独赖此篇之存，学者必由是而学焉，则庶乎其不差矣。”因此，他所谓“所以教人之法”作“教师要求或指示给学生的学习方法”解比较接近原意而不为诬枉。我认为，问题就在这里——它只截取了古大学之“学”这一个片段的意义，把与“教”相连且所教所学内涵具体明确的“学”抽象化空壳化，从而不知所当归宗。②

这或许与宋儒的问题意识有关。程颐曾序其兄程灏墓石云：“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从这里可以看出，宋儒普遍关心的一个问题是道与学的关系。他们采取的应对策略是以人传学，以学存道。学，构成他们致思的中枢环节。而在“法备于三王，道著于孔子”的历史言说中，关键处则是道（价值）与法（操作）的互动关系。二者的差别是，在前者，道是指向“人”指向“学”；在后者，道则是既本于“法”亦归于“法”。要而言之，其与社会政治领域的关系，前者是曲通，后者是直接。具体落实于《大学》，其首重“明明德”，所讨论的乃是一个促使“明德”由潜而显其明的政治实践问题；而在朱子的论域里，他却用自己气质之性、义理之性诸概念，将它处理为人格结构内部性与气的关系，将此问题转换成为了一个如何恢复性之本体即如何确立“明德”的修养问题。

也许，朱子追随程子将《大学》主题读解为“为学次第”确有其不得不然者，因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是如何以学存道、以道淑人，砥砺士子人格。但十分遗憾，对于“所以学为君”的“大学之道”来说,它虽然已蔚为气象，但却只能称作是旁逸斜出之异地风光了。

二

“大学之道”四个字，说明孔子言论的着眼点与《礼记·学记》、《白虎通·辟雍》之类的史笔文字有所不同，这种概乎言之所表达的主要是孔子个人对古之大学的宗旨、功能及主要特征的理解。但由于孔子抓住了古之大学“所以学为君”、以先王为政之道为诉求的本质，加上其对于虞、夏、商、周诸古圣先贤的为治之实有着深刻的了解，①对于春秋以降礼崩乐坏的社会变动有着清醒的认识，所以他的总结（朱子所谓“三纲领”）与解析（朱子所谓“八条目”）才能超越简单的文献学意义，不仅提炼出了王道政治的基本模式，而且指出了在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承继其精神的方法和途径，使得《大学》短短的文字成为了儒家乃至整个中国文化中地位独特的经典。

当然，这也是本文对《大学》的理解和定位。下面即通过对“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分析，来对此加以验证。②

先说“明明德”。德者得也。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得，首先是得自于图腾。在图腾崇拜中，先民一般都相信作为自然存在的某种动植物与自己具有某种特殊关系，生命个体源于它又复归于它，在生命的过程中，个体即通过一种叫MANA的神秘物质与之相联。所以有人类学家认为，“天生德于予”中的德，“道在我躬”的道，与MANA“没有什么不同”。③这是颇有道理的。

但由得自图腾的神秘物质（得），转进为具有社会价值属性的品性（德）是经历有一种人文的发展和提升的。“德”的与“天”沟通，与“明”搭配就是这一过程中值得关注的现象或事件。农业经济的生产方式中人们靠天吃饭，所以自然之天很容易就被赋予一种化育万物的慈父形象和仁者品格。当天被视为万物根据的时候，人的“则天而行”的愿望和期望很自然就被人应当顺应内在于人的“得”或“德”这样一种逻辑理路来加以论证和说明。

二者同物异指，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如果说，“得”主要表征人之与天的关系，是一种神秘的规定，则“德”主要表征人与人的关系，是一种良善的行为。由于人事实上并无先验的善之禀赋。根本上只是自利自为的生物存在，所以其行为的善恶实际是很难把握预测的。王道政治时代之所以“竞于道德”是因为当时的历史情势使然。后来时移世变，社会博弈的游戏规则由于种种原因而逐渐向“争于气力”“逐于智谋”方向演化。“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们选择或采用何种手段策略行动，主要取决于其所能带来的自我及其所属群体的福利增量之大小。在早期社会，博弈是以部落为单位展开。就部落之间的竞争而言，冷兵器时代的攻城掠地风险非常高，而“让”反而容易使自己成为天下“共主”，从而成为眼光长远的部落领袖们所采取的策略选择。①《论语·尧曰》即谓：“宽则得众，信则民任，敏则有功，公则悦。”当然，孔子没有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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