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沙子曰：“子美诗之圣，尧夫更别传。”予谓子美诗即圣矣，譬之犹以甜说蜜者也，尧夫蜜说甜者也。梧桐月照、杨柳风吹，人耶诗耶？此难以景物会而言语解也。盱江明德罗先生闻道于泰州之徒，尽超物伪，独游乎天与人，偕顾盼　欠，微谈剧论，所触若春行雷动，因而兴起者甚众。予未尝见先生之诗，而平日持论窃谓先生全体即《三百篇》。其顾盼　欠，微谈剧论即其章句耳。……论者或谓伊川击壤，率取足胸次，不拘于法，而先生律调兼具，直类诗人之诗，若异乎所谓别传者。……尧夫之趣于诗，诗之外也，其意远，其诗传。先生之趣于诗，诗之内也，诗不必尽传而意为尤远。若其以诗为人，以人为诗；以己为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己，好而乐之，安而成之。则二先生所同也。诗之工拙，传弗传置不论已。（《明德诗集序》，《歇庵集》卷三）

陶望龄认为，不论后人对罗诗如何评骘，但是律调兼具，意蕴悠远，应该予以首肯，乃至意欲与诗圣同列，而不满足于别传被打入另册。陶望龄肯定邵、罗的诗作，并不是要以议论为诗，而是要“以己为天地万物，以天地万物为己。”专注于内求，以心学与理学相颉颃。在这一方面与陈献章等人并无二致，黄淳为陈献章文集作序称：“先生之学心学也。先生心学之所流注者在诗文。”陈献章主张“须将道理就自己性情上发出，不可作议论说去。离了诗之本体，便是宋头巾也。”（陈献章《次王半山诗韵跋》）陶望龄比陈献章更注重于诗歌描写带有人性色彩的自然万物，即他所谓“梧桐月照，杨柳风吹，人耶诗耶？”陶望龄认为罗诗的题材、内容十分宽泛，视之若《三百篇》。但陶望龄认为罗诗则并不囿于温柔敦厚的儒学矩　，如“春行雷动”，是个性的自然舒张，是“顾盼嗑欠，微谈剧论”的实录，是“尽超物伪”性情的真实坦露。至此，陶望龄与袁宏道又殊途同归了。只是比较而言，袁宏道近狂，是以峻烈不羁的语气，张皇宣说，激情所至，难免过正；陶望龄则近狷，他“模楷人伦而不为标，经纬当世而密其绪。”（黄汝亨《歇庵集序》）故而，陶氏持论不失醇雅，而宏道不无矫激。陶望龄推赞罗诗，与陈献章等人推赞邵诗还具有不同的背景：“性气诗派”乍兴之时，明代文坛的复古之风尚未形成，当时诗风虽渐趋靡弱，但“作者递兴，皆冲融演迤不事钩棘。”直至弘、正之后，李梦阳、何景明倡言复古，文自西京，诗自中唐而下，一切吐弃，操觚谈艺之士翕然宗之。”（《明史》卷二百八十五《文苑一》）陶望龄承性气诗派之流风余韵，显然是对复古派所谓“诗必盛唐”的异动，因此，他承荫泰州，推赞近溪，与其反对复古的文学旨趣是并行不悖而互相发明的。同样，在论文方面，他也对复古派的“文必秦汉”大张挞伐，云：

明兴二百余年，代有作者，率道斯路，弘、正之际，一二能文之士始以时代为上下，谓西京以降无文焉，天下缀学之士靡然响风，其持论薄八家，不为其著作，又非能超八家而上之者，徒取秦汉子史残膏剩馥，、纫缀衣被而合说之，如枯杨之华，只增索然，而不见其所有迄今而弊极矣。《歇庵集》卷三《八大家文集序》

这种犀利的谈锋，是晋江毗陵辈不可语及的，显示了晚明新潮文学家无所拘碍的思想锐气。唐宋派矫秦汉派，也仅是将唐宋八大家列于文统而已，即如孙慎行在《荆川文集》中所说：“唐之韩、柳，即汉之司马迁，宋之欧、曾、苏、王即唐之韩、柳。”即所谓“文章千古一脉”，而陶氏则视其为“残膏剩馥”、“枯杨之华”。这种激厉之论，也与亲炙“掀翻天地”，“非名教之所能羁络”的泰州后学不无关系。

三

陶望龄学术与文学相生相发的第二个特点是重才情以反复古。公安派与徐渭、李贽、汤显祖等人共同的文学尚求在于：无论是徐渭的“真我”，汤显祖的“情至”，李贽的“情性”、“童心”，还是袁宏道的“性灵”说，都主张文学当抒写作家真实的个人情感。他们或荒经蔑古，或主张师习古人真精神，都反对衣冠古人，徒袭皮毛。陶望龄也是如此，云：“嘻！古人之为文，其取夫称心而卑相袭也皆然已，无契乎独知而古是摹，虽程意袭矩犹谓之盗，况翦翦文句之末哉？……夫舍情与词则无文，剽古而依今，词则归诸古人，情则傅（附）诸流俗，己不一与焉，而谓之文吾且得信之乎？”（《歇庵集》卷三《方布衣集序》）作品当是作家情感、思想的自然发抒。李贽描述创作当是这样的情境：“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以千语之处，蓄极积久，势不能遏。”（《杂说》）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描述了小修愁极而吟，因此是“每每若哭若骂，不胜其哀生失路之感。”陶望龄也主张一任自然，莫辨雅俗，他列举了《诗经》中的《国风》为例。《国风》“多里巷之语，一夫一妇所遇述。”（《歇庵集》卷三《吴越菁华录序》）但为何这样的诗还能补圣人所采录，以其“辨淫习，规政教，相准而施，不失铢两？”根本在于不假缀采　藻，即所谓“根实”，在于其发乎自然，“冲口而成之，顺途而咏之，薰于气，满于心，而动于不得已。如空穴之中，刁调出焉。”（《歇庵集》卷三《吴越菁华录序》）当然陶望龄比李贽、三袁受王学的影响更深，诗文理论也更重理趣，他说“文成而理胜，则吾服膺子瞻。”（《歇庵集》卷三《章宁州诗集序》）他的自然论也具有更明显的王学烙印，更富性气的色彩，他以儒学经论为例，云：“六经《语》、《孟》非有意之言也，所谓经生者证之吾心而已，离心而求之章句则远离章句。”（《吴越菁华录序》）由他的重质实、尚自然的理论，引出了论诗歌风格的“偏至说”：

刘邵志人物，尝言：“具体而微，谓之大雅；一至而偏，谓之小雅。”盖以诗喻人耳，予尝覆引其论，以观古今之所谓诗辞，求其具体者不可多见。因妄谓自屈宋以降，至于唐宋，其间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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