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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之回顾与前瞻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7:25
:“他擅长纵横家那套‘捭阖’、‘转丸’、‘揣情’、‘摩意’之术,”加上他的长于“知言”,辩论起来“很会揣情摩意,把对方心理摸得很透,使人完全听从他的摆布”,又重视第一手材料,论辩多以事实作基础,所以有理有据,论辩滔滔,有的放矢,言必有中。洪波《孟子散文中的论辩方法》一文[25]认为,孟子散文中所用的论辩方法,形式多种,变化万千,往往因所论辩之事不同而异其方法,“无不理充词沛,说服力强”。章沧授着力分析归纳了孟子“不同凡俗的论辩技巧”:一是直截了当地提出问题,针锋相对地辩驳答难,二是引出话题,抓住要?Γ讲浇舯疲迫绶缋祝嵌员嚷郾纾馊裆羁蹋芾焱纯欤佣纬闪嗣献印胺婷⒈下丁⒇嘈娜牍恰钡钠朴敕绺馵9]iv。郭预衡通过与《论语》的比较,对孟文的论辩艺术作了阐述,指出:二者虽然都采用一问一答的对话体,但《论语》是坐而论道的“谈论”,《孟子》却是针锋相对的论辩,而且结构更加完整、富于辞采、极有气势和感情色彩[26](P135—139)]。管仁福认为:“孟子散文的论辩艺术主要是在人物对话中表现出来”,从论辩主体和读者接受两方面看,对话体的论辩不同于文章论证式的论辩,它是在一定的情景下进行,因而论辩者必须在短时间内对问题做出快速的反应、对答,在这种情境下,由于思想的直接碰撞和语言的激烈交锋,最容易激发起论辩者的智慧和灵感,从而使论辩呈现出灵活、机智、生动的特点,发为文章极具活泼性和可读性,读者阅读时会有亲临现场之感,从中很容易体会到强烈的情感和充沛的 “文气”[19]。杨福生认为,孟子论辩,服膺于自我精神高度,论辩过程呈现一种向心式回归过程,其论辩艺术依托于自己强有力的完善的儒家理论体系,将论辩焦点归结到自设前提上来驳倒对方,既挥洒自如,又能牢牢控制论辩局面,行所当行,止所当止,从而形成了“理懿而辞雅”的论辩风格[27]。

三、逻辑性及其文体特征研究

春秋战国时期也是我国逻辑思辨的发轫时期,《孟子》散文的逻辑性也为人所注目。研究者认识到,孟子论辩之所以所向披靡,无往不胜,严密的逻辑性是其重要成因之一。谭家健认为孟子虽然不像墨子那样有比较完整的形式逻辑理论,但是“却能普遍而熟练地使用着形式逻辑的思维规律和思维形式,其文章都有着严格的逻辑”,在论辩过程中,孟子成功地运用了排中律和矛盾律,从而“无论和谁辩论,孟子都从没有输过”[6]。洪波认为,《孟子》“文章的组织与逻辑推理的规则极相吻合”,作者把孟子论辩中所运用的逻辑方法归结为:(一)逐层推论法,在具体的论辩中,穿插运用演绎法和归纳法,有正有反,有擒有纵,开合自如,引人入胜;(二)破斥两端法,针对论敌用假言推理与选言推理的综合方法进行的责难,孟子从容应对,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予以有力的破解;(三)提出新论点法,即当论敌用假言和选言推理进行论辩时,采取肯定一面另提新论点,以击破对方隐含的错误观点;(四)例证法,即把例证作为一个前提,使逻辑推理更加严密。文章还认为,与“名辩逻辑学”和“墨辩逻辑学”重在立论不同,“孟辩逻辑”重在驳论,因此作者认为:“辩难体散文,当自孟子始”。[18]

显然研究者已从《孟子》文章的逻辑特征进而到对其文体特性的认识。关于辩难体,50年代中期,罗根泽认为是韩非子所“独创”[28]。到了80年代有研究者认为其“独创”者应为《孟子》。张惠仁《孟子——我国古代辩对文的开元者》[29],从文体的角度考察了孟子的论辩艺术,认为《孟子》的论辩篇什,“把辞章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形成了“以反驳艺术见长的辩对散文”,孟子以他“量多质高的辩对散文驰名一时”,而“辩对散文,是一种反映人们逻辑思维成果的文体,它以证明、反证明、推理的逻辑方法,阐明基本观点”,主要是“以问对、答辩的方式展开文章,它的针对性较其他‘论’、‘说’体,要求更高,它以驳论为主要的或突出的论证方法。”辩对散文的产生有赖于逻辑学的形成和发展,孟子的“知言”说,提出和解决了“墨辩逻辑学”中所未提出和解决的驳论问题和方法,“自孟子的‘知言’说出现后,不仅使先秦时代我国朴素逻辑学体系从概念、判断到证明、反证明、推理臻于系统化,而且在我国的文章史与逻辑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把文章学与逻辑学合为一体”;在实践上,“他认真地把我国古代逻辑学的成果运用到自己的辩对中来,使用多种逻辑方法,驳论有力,立论有据,从而使文章既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又具有那种高屋建瓴,势不可挡,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赖志明《从孟子“好辩”看其逻辑观》一文[30v]认为:孟子“给儒家的‘正名’学说中注入实际的逻辑内容,把‘正名’主张从政治、伦理领域逐渐地引向思维领域,从而使儒家的‘正名’与论辩这一思维逻辑的领域有了更多的联系”,论辩中“很讲究立论与驳论的论辩艺术,与严密的逻辑推理揉而为一”,“他善于抓住论辩的契机和对方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把反驳的重点放在论敌的‘所蔽’、‘所陷’、‘所离’、‘所穷’之处,在辩论中努力指责论敌的谬误”。

学者们在肯定孟文逻辑性的同时,对其不足亦时有论及。张惠仁认为,孟子对逻辑推理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不自觉的,因此“在逻辑上必然有牵强附会之弊,有时甚至还使用一些诡辩法”[29]。徐立亦认为,孟文在逻辑方面“没有墨子、荀子那种‘隆正’、‘察类’、‘明故’的科学态度,而有时是一种‘无故’、‘乱类’的恣意推论。”[18]根据孟文的特点把逻辑学与文学作品结合起来研究,这类“跨学科”研究对拓展研究领域,深入理解作品内涵和把握作家作品的风格特色,无疑是有意义的探索。但对孟子逻辑思想的评价,意见尚有较大分歧;对于《孟子》散文逻辑性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回顾百年《孟子》散文艺术研究状况,有创获亦有缺憾。仅从以上所撮要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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