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诗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位善良且带着旅途倦意的异国游客莫名其妙地被当　作“妖精”似的，无端受到警察的搜查、传询、厉审。“手册里的洋书名是信息的暗码　?\亲友的通讯簿是党徒的名单?……”日本警察那可憎可笑的敏感和无知便跃然纸上。　因此，这首直接抒发诗人突发情感的诗歌并不难懂，也没有以往卞诗的那种耐人回味的　诗意。此诗无论从审美角度，还是从创作方法上讲，都不是卞之琳的优秀之作。甚至，　如若在不知作者的情况下读它，也不会认为是卞氏所作。对于这首诗，卞之琳自己的态　度很矛盾。
　　一方面，卞之琳对其有特殊的感情。这首诗，原是以“阮竽”署名，发表在1935年5月　10日发地的《水星》杂志第二卷第二期上。而且，卞之琳还将它收进了1937年2月出版　的第三版《鱼目集》，把它作为“另外一首”放在最后。因为，诗人对其有特殊感情。　其原因在于这首诗代表了卞之琳一次特殊的心路历程。虽然，刚到日本就发生了这不愉　快的一幕，但是，卞之琳认为此次旅日之行对他很有益处。因为这次异国之行扩大了他　的眼界。
　　另一方面，从这首诗的艺术性角度讲，卞之琳自知此诗水平不高：“后来我就写了一　首纪实抒情诗《在异国的警署》。这首诗我自己从艺术性考虑，认为写得太差，不耐读　，不想留存，就像我有关这首诗的可笑的不愉快的经历，想最好忘却一样。我乐意秋吉　教授没有注意到这首诗或者出于善意，存心不选这首诗。”[5](p138)并且，1979年卞　之琳在编《雕虫纪历》时没有收入这首诗。1982年《雕虫纪历》再版时，也没有它。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卞之琳不喜欢这首诗的原因，是因为卞之琳的诗一向讲究“艺术　性”、“耐读性”。同时，卞氏主张“诗不是放纵情感，而是逃避情感，不是表现个性　，而是逃避个性。”[6](p8)并且，将其贯之于自己的创作中。但是，这首诗不但没有　体现卞诗的主张，而且反其道而行之，大大放纵了诗人自己的情感，却不是“逃避情感　”。那么，卞之琳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首不成功的作品，还曾把它拿出去发表呢?我认为　，卞之琳能写出这首诗并非一蹴而就。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它有一个积蓄渐变的过　程。那就是从《西长安街》、《傍晚》、《群鸦》、《春城》的苦闷迷惘和难以改变现　实的无奈情怀到《旧元夜遐思》中独醒者的“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气魄。但是，在独醒　者心中仍然充满着不能改变现实和唤醒梦中人的无奈与痛苦。因此，我们在卞诗中读到　的是：对黑暗社会的不满、对于麻木人民的痛心、对独醒者的孤独与无奈的感伤。而19　35年恰是其心中所积蓄的力量将要爆发之际，加之身在异国又受到如此不公正的待遇。　诗人找到了一个发泄情感的突破口，利用《在异国的警署》一诗，把郁闷心中久已的情　绪如山洪般爆发在他的诗里。尽管这首诗不是卞之琳诗作中的精品，但是它的意义不在　于诗歌的形式，也不在于诗歌的内容，却是诗歌所展露的心灵与情感的震撼。在这一首　用“自由体”写成的诗中，贯穿着一股愤怒的力量。无辜被当作“妖精”的“我”实际　上是“倦途的驯羊”。“驯羊”本性温顺，不会对别人造成伤害。“我”到日本只是想　做一些自己的事情，顺便领略一下异国风物。但是，在“一对对神经过敏的眼睛”里，　“我”却成为“其力量足与富士比——\一转身震动全岛”的“大妖孽”。面对着“在　我的周围起伏、环绕”的“敌对、威吓、惊讶、哄骗的潮浪”，那个一向讲究情感克制　的诗人不存在了。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我”发出了铿锵有利的抗议和质问“重叠的　近视眼镜藏了不测的奥妙?\一枚怪贝壳是兴风作浪的法宝?\手册里的洋书名是信息的暗　码?亲友的通讯簿是徒党的名单?”出行日本的不幸遭遇使他此前的认识加深，关怀变得　更加宽广。“人家越是要用炮火欺压过来，我越是想转过人家后边去看看。结果我切身　体会到军国主义国家的警察、特务的可憎可笑、法西斯重压下普通老百姓的可怜可亲。　当然，多见识一点异国风物，本身也就可以扩大眼界。”[1](p5)《在异国的警署》当　是其这种加深、加广之情感的原始形态的暴露，因而是其思想与诗风双重转变的重要标　志。
　　　　　　三
　　异国的经历使卞之琳清醒的认识到国家衰微的根源所在。这段经历促使他更深刻的思　索人生。“这些都影响我在这个阶段的诗思、诗风的趋于复杂化。”“一方面忧思中有　时候增强了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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