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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律研究》之“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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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律研究》之“绪论”
《金瓶梅》研究百年回顾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7:46
地。
  第三时期:1979-2000年,是为百年金学由分到合、相互促进的全盛期。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的兴起,西方现代人文科学成果的传入以及境外金学研究成果的译介,全国各种《金瓶梅》研究会的成立,国内外有关金学会议的召开,等等,一同开创了百年金学研究之盛世。与此同时,受金学研究实绩的激发,“金学”之名也终于亮相于《金瓶梅》研究界。1982年6月,香港著名学者魏子云所著《金瓶梅审探》一书由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董庆萱在为此书所作的序中称“继‘红学’之后,‘金学’也逐渐热闹起来。”此后,“金学”之称遂广泛流行开来并被学界所认可和接受。
  与第二时期内衰外盛所迥然不同的是,第三时期的金学研究中心又重新转移至内地。循其演进轨迹,则又可分为1979-1985:复苏、1985-1995:鼎盛、1995-2000:退潮三部曲。早在1979年,朱星率先打破金学史上近30年的僵化局面,在《社会科学战线》上连续发表《〈金瓶梅〉考证》等三文,再次确认王世贞是《金瓶梅》的作者。击石惊浪,以此为序幕,金学界掀起了经久不息的《金瓶梅》作者考证热潮。嗣后,张远芬、徐朔方、黄霖、鲁歌、马征、卜键等各自提出作者假说,并围绕作者考证展开大规模的论争,继而讨论作者的属性,所处的时代,所用的方言等等,一时气势如虹。1985-1988年,全国第一、二、三届《金瓶梅》学术研讨会在江苏徐州(第一、二届)、扬州(第三届)的相继召开,尤其是1989年6月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在江苏徐州的召开以及“中国金瓶梅学会”的成立与《金瓶梅研究》的创刊,有力地促进了金学研究的全面拓展和高度繁荣。1995年后的五年,金学研究有热潮渐退的迹象,习蹈陈说之文渐多。与此同时,也有一些学者进入世纪末的学术反思。
  与中国大陆的金学研究盛势相呼应,本时期台港、日韩、美法的金学研究也相当活跃,并由此构成境外金学的三个新的研究重心。80年代,魏子云、梅节两大家崛起于台港金学界。魏子云著作如云,涉及研究领域相当广泛,成果显著。其《金瓶梅研究二十年》可以视为著者20年金学研究历程与成果的自我总结。梅节的主要成就则集中反映在已出版的全校本《金瓶梅词话》中,此本得到了金学家的普遍好评。本时期日本的金学研究似有退潮之迹,但实力依然不弱,先后涌现了荒木猛、日下翠、大zhǒng@①秀高、寺村政男、阿部泰记、铃木阳一等金学研究名家。其中荒木猛、大zhǒng@①秀高成果最著。与此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韩国金学研究的崛起,但总体成就还无法与日本相比。欧美的金学研究以美国为主、法国次之。美国除前面提到的韩南外,夏志清、芮效卫、柯丽德、浦安迪、马泰来、郑培凯、杨沂等都是美国兼治汉学与金学的主将。尤为引人注目的是,1983年5月,在美国印第安那大学召开了《金瓶梅》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夏志清、芮效卫、史梅蕊、杨沂、孙述宇、郑培凯、马泰来等11位学者提交的11篇论文(注:此次会议论文均收入徐朔方编选校阅之《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这是本时期境外金学研究主要成果的一次检阅。法国的金学研究界主要有雷威安、艾金布勒、陈庆浩、李治华等。其中雷威安的法译本《金瓶梅》颇为人所称道。
  第三时期中国大陆的金学研究因挟改革开放与思想解放运动之盛势,虽历时最短,却争论最烈,成果最富,影响最著。而在台港、日韩、美法三个新的研究重心中,以美国声势最宏,韩、法则分别为后两个重心的新的生长点。中国大陆与境外由分到合,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终于共同奠定了百年金学的繁荣局面。
    二
  纵观百年金学,时而喧闹,时而寂寞,而使金学一脉始终保持活力,未至绝灭,乃是因为金学中屡有观点之碰撞,思想之磨砺。故虽行途曲折,终能求得学术之递进。百年金学,就其主流及影响而言,约有以下四大争鸣之热点。
  一曰作者之争。在20世纪之前,盛行明代嘉靖年间学者王世贞作《金瓶梅》之说(注:此说主要依据于清康熙十二年(1673)宋起凤所作《稗说》,后《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即据此提出“苦孝说”。)。1934年,吴晗在《〈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中,以极其严谨的考证,予以否定。时过半个世纪,朱星于1979年发表《〈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等文和《金瓶梅考证》一书,列举十点理由重申了王世贞说,而后周钧韬承之并加以补充和发挥,进而发展为“王世贞及其门人联合创作说”。此说后来也同样引发了众多的不同意见。
  自朱星重申“王世贞说”之后,大大激发了金学界探寻《金瓶梅》作者的热情,各种推测之说相继出笼,举其要者有徐朔方、吴晓铃、赵景深、杜维沫、卜键以及日本日下翠等人提出的李开先说,张远芬、郑庆山等人提出的贾三近说,黄霖、郑闰、李燃青、吕钰及台湾魏子云、杜松柏等人提出的屠隆说,鲁歌、马征等人提出的王稚登说等,与王世贞说合之为“五大说”。除这“五大说”以外,还有李先芳、谢榛、徐渭、汤显祖、冯梦龙、沈德符、丁惟宁等人选不断被提出,包括只知字号,未坐实某人的已达到50余人。各说在拥有一些支持者的同时,又几乎都面对着强有力的驳论。在对《金瓶梅》作者人选的考证中,又贯穿了有关作者属性的三种争论,分别是:(1)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2)大名士与中下层文人之争;(3)北方人与南方人之争。其中以由潘开沛、徐梦湘肇其端的集体创作与个人创作之争,参与者最多,影响最大。但迄今为止,这三大论争也同样未能取得一致意见。
  作者之争乃是百年金学论争的第一热点,其内容占了金学史之一半,然因论争者多以推测代替实证,尤其缺乏确凿之内证,所以终无结论,不免令人遗憾,亦引人深思。
  二曰主题之争。《金瓶梅》的主题是研究者普遍关注的另一个热点话题,大约有数十种主题说被渐次提出。择其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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