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庭语言交际格局的动态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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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8: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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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却由普通话代替了官话。
1978年，女主人嫁入该家庭，她不会江淮官话，只能说上海话和普通话，故将普通话引入家庭双语交际圈。男主人与母亲交际仍用江淮官话。女主人与母亲交际分别用普通话和江淮官话。因交际需要，婆媳间逐渐能听识一些对方的语言。三人在一起交际时，男女主人用普通话，母亲用江淮官话，偶有不懂的词语，男主人作翻译。这一阶段，除女主人之外，无人会说上海话，故上海话并未进人家庭交际圈；母亲在语言情感上有所改变，从对普通话的排斥转为逐渐认同。1979年，母亲回老家，江淮官话立即退出家庭交际圈，只通行普通话。
第三时段（1979年—1984年）
操上海话的岳母加入，家庭立即由单语（普通话）变为双语（上海话、普通话）。
1979年孩子出生，只会上海话的岳母来到该家庭，随即将上海话引入家庭交际圈。母女间交际完全用上海话。岳母对男主人交际亦纯用上海话，起初男主人很不习惯，因交际需要，迫使男主人学听上海话。一家人在一起交际时，普通话、上海话交叉使用，各说各的，偶有不懂的词语，女主人作翻译。此后，男主人逐渐能听一些上海话，岳母亦能听一些普通话。这时，上海话在该家庭双语圈中占绝对优势，5岁的孩子在这一语言环境中习得上海话与普通话。
第四时段（1985年—1986年）
岳母离开该家庭，家庭语言立即由双语（上海话、普通话）恢复为单语（普通话）。
1985年，岳母离开该家庭，上海话立即退出家庭交际圈，家庭常用语恢复为普通话。
第五时段（1987年—1990年）
操不同方言的母亲、岳母同时进入该家庭，家庭语言马上由单语（普通话）变成三语（普通话、官话、上海话）。后随着岳母的去世，上海话再度退出该家庭。
1987年，母亲、岳母先后来到该家庭，江淮官话、上海话分别复活于该家庭双语圈。母亲仍是一口江淮官话，岳母仍是一口上海话，两位老人在一起单独交际时有一定困难，各说各的，只能彼此边说边听边猜，语言误会是常有的事。1988年年底岳母去世，上海话第二次退出家庭双语交际圈。
第六时段（1991年—1994年）
因男主人外出，家庭双语除普通话外、官话由双向使用改为单向使用。
官话先前在男主人与母亲间双向使用，1989年，男主人赴广州进修，母亲的江淮官话失去双向交际对象，孩子与女主人均说普通话，母亲仍说江淮官话，彼此只能单向使用（各说各的）。因长期生活在一起，彼此对对方语言的辨识能力均有明显的提高，交际基本无碍。
第七时段（1994年—1998年）
家庭人口稳定，家庭双语相对稳定（普通话、间或使用的上海话）。
1994年年底，男主人迁调广东珠江三角洲某市工作，次年，女主人与孩子迁入该市，母亲回老家，江淮官话退出家庭交际圈。此后，孩子习得粤语，男主人亦稍稍学得一些粤语，但粤语却并未进入家庭双语圈。家庭成员稳定，语言格局相对稳定。
家庭乙语言格局变动小结：
20多年中，该家庭的语言格局先后经历了七次变动：
附图
二 促使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原因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一）家庭内部原因 家庭内部原因主要是家庭人员的变动，尤其操不同语言的家庭成员的更替是引起家庭双语格局变动的直接原因。如家庭甲之一时段、家庭乙之二时段，均因操另一母语的女主人的嫁入而立即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化。又如家庭乙之四、五时段，操上海话的岳母先后两度离开该家庭，上海话亦随之两度退出家庭交际圈，几乎是立竿见影。这一道理不难理解，从平面的角度观察，特定时段内的家庭语言交际圈是一个有机、完整的结构体，家庭的每一个言语成员均是这一结构体中密不可分的组合部件，他（她）要与这一交际圈中的每一个成员建立相对固定的言语交际关系，家庭成员之间构成了一个平面的言语交际网络。在双语或多语家庭中，这一相对固定的网络（即“语言格局”）一旦形成，整个家庭的语言生活就要按一种相对固定的模式运转。变动这一“结构体”中的某些成员就往往要牵动整个“结构体”，如果影响到这“结构体”的组合，自然要引起家庭交际“网络”的重组。这一规律在两个家庭语言格局的数次变动中都得到了有力的证明。
（二）家庭外部原因 外部原因主要指家庭外部的语言大环境，这是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副导因素，外部原因能否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动要看两个方面：一、家庭内部有无产生变动的内应机制，简单地说就是有无变动的条件。如果家庭内部不存在变动的内应机制，外部原因就无法起作用。如家庭乙之一时段：母子两人组成的家庭已由农村迁到城市，外部语言大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但没有文化的母亲只懂江淮官话，且江淮官话完全能满足家庭内母子间的交际需要，故外部因素在这一时段里就无法对该家庭的语言格局产生影响。与此相反的是家庭甲之三时段，在原先的家庭双语圈中就并用上海话与普通话，不过上海话为第一语言，普通话为第二语言。迁居北京后，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所有家庭成员应用普通话的机率大大增加，又因女主人教师的职业的需要，她的普通话水平有了较明显的提高，女儿亦习得一口普通话。外部的整个大语言环境对家庭语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普通话上升为该家庭第一语言，上海话退守为第二语言。两种语言原先就在这一家庭中并用，这是此一时段中外部原因能够发生作用的“内应机制”。二、外部因素影响力的大小也是外部原因能否引起家庭语言格局变动的条件。在“内应机制”具备的前提下，如果外部的副导因素的影响力小，也不能引起家庭语言格局的变动。如家庭乙之七时段：一家人虽都生活在粤语区的大环境中，男主人与孩子均有一定的粤语习得，但是居住环境与工作环境均在大学校园，来自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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