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破产中小商人等为基础的劳动群众，其对地主、坊主、行帮主的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削弱，也要求更多的民事平等权利。即使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奴婢和贱民，对于人身自由的渴望和斗争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可以说整个社会无论是新产生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还是原有的农、工、商阶层都迫切要求确认和保护他们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这成为了推动清末修律的强大社会动力。

    清末出现的这种社会政治经济遽变，已超出了旧有律例即《大清律例》的调整范畴和机能运行，它强烈呼唤新律例，尤其是经济律法的出台。

    1901年1月，流亡西安的慈禧遂下诏变法说：“世有万古不易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大抵法积则敝，法敝则更” [26]，“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须议更张”[27]，即同意并宣布对旧律例进行修订。稍后，在政治改革上，清政府整修内政、裁撤冗员、清除腐败、剔除积弊等；在法制领域里，对旧有《大清律例》进行了一些删改、完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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