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而言，毛泽东提出的方针政策，很严格地满足了传统的打天下策略的要求，同时又用马列主义的语言和逻辑，为自身的活动指派了崇高的性质和伟大的历史意义：这是1840年开始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延续，是无产阶级政党代替软弱的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的一部分。[11]

    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有选择地将部分马列主义概念与中国的部分历史和部分现实结合起来，建构出最有助于共产党发展壮大的理论，指出了共产党打天下的道路，指出了工人农民翻身做主人的道路，指出了全社会走向平等富裕纯洁的大同世界的道路。在这幅近乎宗教信仰的图景的激励下，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崇高的献身精神和前无古人的坚韧勇敢。

    2、新民主主义

    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下，帝国制度在一次自身寿命循环的末期崩溃了。它企图找到新的自立框架。废墟上暴力集团林立的竞争环境，注定这个框架的支柱必定是一个强大政治军事组织。废墟中小农经济基础的土壤，又决定了这个制度的基本结构是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结构。君临天下的行政权力企图把西方资本主义创造出来的生产和交换手段用行政手段硬搬过来，以公有制的名义塞到官营工商业的框子里去。 上述特征充分体现在毛泽东设计的新民主主义秩序之中。在政治方面，新民主主义秩序就是共产党领导一切。在经济方面，则是将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官办，允许民族资本主义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限度内发展。在农村，则无偿没收地主的土地，将土地平均分配为农民的私产，同时允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对比帝国制度，在新民主主义制度中，“家天下”被替换了，儒家官僚被替换了，官营企业也被全民和集体所有制企业替换了，土地兼并被限制在富农水平，其他因素则无实质性变化。

    新民主主义秩序注定难以稳定存在，因为它多变的领导集团与多变的福利生产集团不能构成均势。领导集团稍微左一点，就是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稍微右一点，就是历代帝国和前朝党国腐败堕落的老路。民间的经济力量逐渐增强，又会造成国民党在台湾遇到的局面，党国体制不得不面对风起云涌的民间政治要求。 在跨越新民主主义秩序近三十年后，这种允许资产阶级和富农经济在笼子里发展的制度设计，又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名义登上了历史舞台。此时，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已经领导一个“晚发外生型社会”基本完成了模仿阶段的工业化任务，却没有建立充满活力并自发演进的现代化社会。无论是帝国还是党国的官营经济和官僚体制，都不能提供这种活力。 

    3、社会主义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在一个农业帝国的废墟上起步的。它要利用传统的行政优势，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完成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中国共产党要根据自己的马列主义信仰，有计划按比例地搭建出一个工业化的平等社会。

    在上述意义上，中国的社会主义试验，是传统的集权制度在更加集权的方向上竭尽全力的一跃；是挟立国之威，对西方工业化列强的冲击的激昂回应；是中华民族在新环境中努力适应并争取优势的百年探索的持续；也是共产主义信仰激发的对理想社会的狂热追求。 在毛泽东时代，全社会的资源配置主要靠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下达的行政指令进行。政府建立了农产品统购统销的垄断体制，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以低于市价百分之二十左右的价格征收农产品。同时，国营企业按照政府规定的垄断价格，把工业品卖给农民。以工农业产品剪刀差的形式，中国农民为建立国营工业体系做出了份额最大的贡献[12]。

    在国营工商业内部，职工工资长期冻结在低水平上，政府以这种方式提高积累率，将职工个人的住房和养老积累转变为建立国营工业体系的资金。

    中国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52年中国工业已恢复到战前的最高水平，此时工业在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不过19.52%，1978年，这个比重上升为49.40%[13]，一个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粗具轮廓。这是持续了两千年多年的帝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事件：帝国的小农经济基础，被中国共产党利用小农的经济力量及其支持的强大行政手段彻底破坏并迅速提升了。高效廉能的共产党为这破天荒的一跃提供了关键性的组织和精神力量。

    但是，由于中国的工业化与市场化脱节，与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脱节，计划经济及其选择的重工业优先的发展战略造就了一个严重畸形的工业体系。大量投资被浪费掉，建成的工业企业又有浓厚的军工色彩，且效率极其低下[14]。同时，农民——工业品的最大消费群体——又被吸纳劳动力能力较低的重工业优先战略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

    国营工商业体系延续了帝国时代的管理弊病。由于职工收入以固定的计时工资形式发放，企业管理官员和工人对福利最大化的追求，就表现为在不受到行政惩罚的算计下对闲暇最大化的追求。对行政惩罚的躲避则主要表现为压低计划指标的讨价还价和谎报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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