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是广大民众居然容了这种严重“违法”的行为！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中华民族当时正处于由“天下为公”的“野蛮时代”向“天下为私”的“文明时代”作结构性整体转型的关键时刻，新与旧，公与私，野蛮与文明，民主与专制的激烈冲突此起彼伏，并错综复杂的纠结在一起，而这种前所未有的冲突又必然在广大民众内心深处造成难以抑制的焦虑、忧患和骚动不安，于是，“英雄崇拜情结”就开始作怪了，此时，无所适从的民众再次渴望一个大禹式的英雄能够耸立在他们的前面，把他们尽快带出眼前黑暗的混沌中。他们一相情愿地以为，既然大禹曾经拯救过他们，那么，大禹的儿子肯定也会具有如此神通广大的法力，就这样，在历史的最关键时刻，广大民众站到了大禹的儿子启这边来。 

    然而，广大民众这次却为自己这一虚幻的“英雄崇拜情结”付出了万劫不复的惨痛代价！人类的走过的路无情地告诉我们：每当民众将自己的命运寄托给某个救世主式的英雄时，他们得到的并非是他们所渴望的拯救和解放，而是奴役和枷锁！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不是这么走过来的吗？ 

    阶级社会的第一个英雄──启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铁的事实证明，他不过是个“淫溢康乐”?，动辄就向民众吼叫道“予则孥戮汝”?的无耻君王。顺天应人搞“革命”的汤、武又如何？他们也无非把奴隶主的千年大厦砌得更牢固。事情怎么会闹到这样的地步？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主要的则应该是，阶级社会的英雄与氏族社会的英雄已经完全不同了。他们不是发明家，不是劳动能手，不是战斗英雄，更不是治水专家，等等，而是些私欲膨胀，野心勃勃的政治、军事强人，自从这些人物登上历史舞台之后，社会生活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始的公有变而为私有；民主变而为专制，社会公仆变而为专制帝王，社会主人变而为被奴役的奴隶。一句话，一切皆变，遗憾的是只有民众的“英雄崇拜情结”非但没变，反而越发的浓烈！
 
    原因何在？这里不知是否有人注意到，当这些阶级社会的英雄登上中国的历史大舞台之后，我们民族就不由自主地开始在“兴”、“亡”这两极之间进行周期性的恶性震荡了，于是乎，无权的广大民众便一次次在劫难逃地陷入到“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灾难深渊中去！试想那些手无寸权的纭纭众生，当此漫漫长夜，能不翘首以盼救世的英雄降临人间吗？中国有句尽人皆知的老话，叫作“乱世出英雄”，这句话再直白不过地折射出中国人灵魂深处的“英雄崇拜情节”了。所以，每逢神州大地沧海横流之际，倍受血与火煎熬的人们都会心急如焚地互相追问：救世的英雄何时横空出世？ 

    春秋战国时代，我们民族第一次陆沉于五百余年的大动乱之中，面对着“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妻离散，莫保其命”?的空前大劫难，此时此刻，包括我们民族的精英如老子、孔子以及其他先秦诸子在内的所有人，不都在不约而同地呼唤着救世英雄的出世吗？ 

    老子故作深邃地说：“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

    孔子喟然长叹地说：：“甚也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孟子坚定不移地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

    荀子则焦急期待地说：只有一个“庶人隐窜，莫敢仰望，居如大神，动如天帝”的“绝对圣王”才能收拾眼前这个支离破碎的旧乾坤。 

    而他的高足弟子韩非更十分肯定地说：这个“绝对圣王”不是什么别人，而是一个深知“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的独裁君王。 

    在这里，只有庄子发出“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呐喊。 

    可是在一片甚嚣尘上的英雄崇拜声浪中，他的呐喊又有谁愿意倾听呢？中国的社会精英们尚且如此，又何况广大无知无识的民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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