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上海文坛，有三个女作家最引人注目：张爱玲、苏青、施济美。张爱玲与苏  青现在已大红大紫，独有施济美却依然不被人注意。关于这一点，十二年前，梁永先生  就曾经在《文艺报》发文表示感慨(注：梁永《东吴派与女作家施济美》，《文艺报·  文海钩沉》，1990年11月24日。)，今天，笔者之所以再次为这一作家呼吁，实在是由  于为作家严肃的生活态度、高雅的人生追求，独特的艺术成就而折服。
　　广为四十年代上海文坛的当事人所知，施济美是当时“东吴派女作家群”中成就最大  的一个(注：胡山源《文坛管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第107—109页。)，特别是  在四十年代中后期，“上海一家刊物向上海青年学生调查‘我最爱的一位作家’，施济  美的得票紧随巴金、郑振铎、茅盾之后，名列第四”(注：陈青生《年轮——四十年代  后半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03页。)。当年发表施济美大量作  品的《幸福》、《春秋》杂志的主编沈寂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风云人生》一书中撰文  《施济美魂归何处》，曰：“施济美是四十年代驰名上海文坛的女作家。”“她的小说  不是使人们随着世俗而沉落，而是经受磨难后的思想感情的升华，她发表的《爱的胜利  》、《嘉陵江上的秋天》、《寻梦人》等小说，每一篇都引起读者共鸣、喜爱和赞赏，  她成了拥有广大读者的女作家。所有杂志都因有施济美的文章而销路大增。”(注：沈  寂《风云人生》，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8页。)当时，有人为女作家的  作品所折服，竟公开声明自己是“施谜”(注：钱理群等《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史料  卷》，广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00页。)。
　　施济美(1920——1968)，小名梅子，曾用名薛采蘩，笔名方洋、梅寄诗等。祖籍浙江  绍兴，生于北京，长于扬州，在上海读完中学、大学，并在上海生活，终其一生。其父  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生，回国后在外交部工作，成为著名外交家顾维钧的得力助手  。其祖父晚年常常吟咏陆放翁临死前的遗作：“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  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表现出深沉的爱国情感，给童年时的施济美留下深  刻的印象。施济美有着与《红楼梦》中相差不多的兄弟姐妹。一家人又都有很高的文化  程度，其父、祖父不必说，其母作为名门闺秀，熟读诗词，擅长书法，又从小激发了她  的艺术天赋(注：沈寂《风云人生》，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168页。)。
　　施济美是一个生活态度和艺术态度都极为严肃的作家，她并不认同张爱玲、苏青、予  且等人津津乐道的都市市民人生哲学。她不汲汲于世俗的物与欲，她反抗世俗，坚持理  想。她对世俗中的上海“都市漩流”始终充满一种厌憎感和陌生感。说：“上海似乎永  远只是上海而已，不知究属哪一个国度。”(注：施济美《郊@①两题》，《春秋》，第  1年8期，1944年5月号。)她把自己置身其中的地方称作“一个坏地方，比监狱都更坏的  地方。”(注：施济美(署名薛采蘩)《岸》，《幸福》，第2年10期，1948年10月5日。)  上海沦陷期间，张爱玲漠视民族大义，与文化汉奸胡兰成发生“乱世之恋”；苏青离婚  后，为了生活，格调放得更低，经常出入于大汉奸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的客厅，为时人  所垢病。施济美则始终坚持民族尊严、民族意识。她严格遵守胡山源指导下“愚社”成  员“提倡气节”，“彼此砥砺，不当汉奸”的做人原则(注：胡山源《文坛管窥》，上  海古籍出版社1997版，第107—109页。)，从不在有敌伪嫌疑的刊物上发表作品(注：陈  青生《抗战时期的上海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4—209页和357—382页  。)。甚至为参加抗日活动，竟一度遭受日军追捕。以后的岁月里，主要靠做中学教师  为生。她的一生虽没有大的搏击，没有建立什么“功业”，但她对理想、爱情、信念始  终保持不懈的追求。直至“文革”中含冤自杀(注：沈寂《风云人生》，上海书店出版  社1998年版，第159—168页。)。
　　施济美中学时代即开始习作，1943年8月在《春秋》第1年第1期上发表的小说《别》(  谭正璧认为是“一篇散文”(注：谭正璧《当代女作家小说选叙言》，太平书局，1944  年版。))就是写她中学时代与同学相互激励、欣然写作的情景。作为其精神气质的表征  ，其小说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世俗“都市漩流”的背离。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她在公开出  版的文学刊物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1941年9月1日在《小说月报》第十二期上发表的《  晚霞的余韵》，写一个风尘中女子在民族危难之际，舍弃个人享受，奔赴抗日战场。以 &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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