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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9:21
桦  》的“罗丹专号”;而1912到1915年则定期购读;1918年阅读了《一个青年的梦》,并  与其作者武者小路实笃交往密切;曾专程前往参观日本新村。以至于20年代初就有人认  为周作人“底思想似乎很受这一派影响”(注:鸣田:《维新后之日本小说界述概》,  载《东方杂志》第18卷第13号、14号,民国10年7月10日发行。)。他于1918年12月15日  发表在《新青年》第五卷第6号上的《人的文学》,可谓是中国近代以“国家”话语为  出发点与归宿的文学,向现代以“人”为话语中心的文学转型的理论标志与宣言书,它  界说了“人”的话语在新文学中的基本内涵、存在方式与言说途径,也就是为新文学规  约了“人”的文学的发展方向。而此文正是周作人对白桦派极感兴趣的时候写作的。它  对于人道主义、人与人类关系的界说,例如“彼此都是人类,却又各是人类的一个。所  以须营一种利己而又利他,利他即是利己的生活”,其基本含义来自上述白桦派观点。  沿着这一思想逻辑,接下来他对人道主义作了如此定义:“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  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  ”这是一种白桦派式的人道主义,即如中村新太郎所指出的,白桦派人道主义“坚定地  相信充分发展个性就可以对人类作出贡献”,相信“个人代表着人类的意志。”(注:[  日]中村新太郎:《日本近代文学史话》,卞立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  63页。)周作人在文中还直言了他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这一人道主义定义的  两条理由:“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  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  与我相关的缘故。”由此可知,他的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石主要是白桦派的个人与人类关  系的理论,由于这种理论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个人,所以周作人进而称自己的人道主义,  “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注:周作人:《人的文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9-10页。)
  人类虽是一个比国家更为广大的集合性概念,但白桦派想象、倡导的个人与人类的新  关系,无疑是对近代人与国家关系的一种反动,有助于拆除近代抑制“个人”话语的“  国家”话语壁垒。“个人”话语的自觉与独立性,显然是对“国家”中心话语的颠覆,  人不再仅是某种抽象概念的附庸,它获得了自主性,人不是单向地决定于“人类”,完  全受“人类”支配、左右,而是在独立前提下,同样决定了“人类”的发展。由于以个  人与人类这一新的关系取代了近代个人依附于国家的关系,这样,人自然地从“国家”  话语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在此基础上,周作人认为以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为本,对  于人生,尤其是对于这种具有“个我”特性的“人”的记录研究的文学,便是“人的文  学”。这种文学不仅要求以文学为人生取代近代以降的文学为政治的倾向,而且应以个  人与人类的新关系置换近代文学中“国家”话语决定“个人”话语的陈旧模式,从而与  近代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文学完全区别开来,在理论上宣告了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  的开始。
  五四时期,周作人反复言说、倡导文学上这种个人与人类的新关系,例如“个人既然  是人类的一分子,个人的生活即是人生的河流的一滴,个人的感情当然没有与人类不共  同的地方。”(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文艺的统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  ,第24页。)又如“我始终承认文学是个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说而苦于说不  出的话’,所以我又说即是人类的。”(注:周作人:《自己的园地·诗的效用》。人  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页。)通过他,白桦派的影响不断扩大,波及整个五四文  坛。
  1918年《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刊出他的《读武者小路君所作一个青年的梦》,文  中写道:“在我们看来,在日本思想评论界里,人道主义的倾向在日益抬头。我认为这  是最值得庆贺的事。虽然现在是极少数,并且被那些多数的国家主义者所妨碍,尚处在  不得发展的状态,但是将来是大有希望的。”周作人从白桦派那里意识到了人道主义与  国家主义的矛盾。鲁迅看了该文后,“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注:鲁  迅:《<一个青年的梦>译者序》,《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深感该剧本  “很可以医许中国旧思想上的痼疾,因此也很有翻成中文的意义。”(注:鲁迅:《<一  个青年的梦>译者序二》,《新青年》第7卷第2号,1920年1月。)这一认识,使他自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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