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现代文学话语转型与日本白桦派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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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9: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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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0页。)。她是在谈论五四文学的人类意识时写下这段 话的,虽然切入角度不是比较文学研究,且尚未完全意识到日本白桦派的影响问题,但 她从现象中归纳出的“牢记自己是人类的一员”,却极为准确地言说出了白桦派关于个 人与人类相统一的观念对于五四作家、五四文学地影响。 打开五四文学窗口,我们能检索出大量的表现个人话语与人类话语相统一的作品,如 郭沫若的《地球,我的母亲》、冰心的《超人》《国旗》《悟》、叶圣陶的《萌芽》、 刘纲的《两个乞丐》、刘大白的《国庆》,等等。俞平伯说过,五四作家“只愿随随便 便的,活活泼泼的,借当代的语言,去表现自我,在人类中间的我,为爱而活着的我。 ”(注:俞平伯:《<冬夜>自序》,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我”行走于同“个人”相 统一的“人类”中间,而非与“个人”相冲突的“国家”里。应修人表示:“每个人, 我深深觉得都可爱。”(《春的歌集·欢愉引》);刘纲写道:“他们是人,——是与享 受过分的人类一样的人。”(《两个乞丐》);郭沫若以那一时代最炽烈的个性意识咏叹 :“地球!我的母亲!我羡慕的是你的孝子,那田地里的农人,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你 是时常地爱抚他们。”(《地球,我的母亲》)。以地球为母亲,是一种广泛的人类意识 的表现,所以羡慕农人也只因他们是全人类的褓母,抒情主人公“我”不只是表现出了 一种强烈的“个”的意识,而且有一种深厚的“人类”情怀,二者是统一的。正如刘纳 所言,作家们在作品中淡化“国家”观念,以“人”的概念将个体生命与最大的“群” ——人类,直接联系起来了(注:刘纳:《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 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1页。)。个体“人”与群体“人类”直接对 话、联合,“个我”是人类中的一员,“人类”是由具有个体特性的单个人构成的。对 人类的改造落实在“个我”身上,即从“个我”做起,而“个我”又承担着“人类”的 责任。这种主题倾向,一定程度上可理解为白桦派关于个人与人类关系的话语原则在中 国的一种文学性的再书写。 不过,这种再书写是在中国五四文化语境中进行的,并且是由一批具有强烈主体意识 的作者完成的,因而这种再书写,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意义上的改写,一种再创造。 个人与“人类”相调和、统一,在白桦派那里,主要停留于一种理论上的表述与“新 村”实践,创作上虽也作了一些探索,如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人类万岁》《一个青年 的梦》,表现的便是一种普遍的人类爱,是个人话语与国家主义的对立、与“人类”的 统一,但尚未能将这种理念化为生动的形象。白桦派作家是一群家境优裕、毕业于贵族 学校的青年,过着特权、安逸的生活,不知人间疾苦,而且他们生活在日本资本主义飞 跃发展、走出了民族危机的时期;文学上日本启蒙文学早已过去,近代文学得到了较充 分地发展,所以他们从事文学主要是为了扩张自我,白桦运动是探讨个人应如何发挥自 己的运动,他们缺少的是一种真正的社会责任感,没有一种发自内在的启蒙意识与责任 心。 与之相比,五四作家有一种强烈的民族忧患意识,自觉地承担民族话语转型期“人” 的启蒙重任,白桦派关于个人与“人类”统一的学说,使他们意识到了“人”的启蒙的 现实可能性与重要性,启蒙决定了他们对白桦派的认同。然而,人类意识、人类爱毕竟 太抽象,它们虽能刺激作家们的理性思索,许多作家在创作中也确实表现出了这种理性 思索倾向,但更多的作家不愿停留于人类爱的抽象思辨上,而是从具体的启蒙出发,将 这种抽象的人类爱,转换为对构成人类的普通民众(主要是下层民众)的关注与同情,于 是表现、同情下层人民疾苦的作品成为五四文学中最亮丽的风景,如鲁迅的《孔已己》 《明天》《故乡》、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 》、刘半农的《学徒苦》,等等。农人、车夫、女工、丫头,无家可归的孩子、乞丐等 ,成为作家们发抒人类爱的对象。作家们将他们视为人类中的一员,对他们的同情与爱 ,也就意味着对人类的同情与爱。这样,白桦派抽象的人类意志、人类爱,被五四作家 改造成了一种具体的具有现实意义的人道主义情怀,一种对个体“他者”的同情与尊重 。 因而,五四文学对人类意志、人类爱的抒写,实际上就是对个人自由与尊严的表现。 个人与人类在具体创作中统一起来了,正如周作人所言:“这文学是人类的,也是个人 的;却不是种族的,国家的,乡土及家族的。”“我即是人类”,“个人以人类之一的 资格,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感情,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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