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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9:22
判,但它对左翼文坛所力倡的文艺的阶  级论、文艺的党派性等等也将起一种消解的作用。这种政治上的过度敏感,就使许多左  翼作家将胡秋原的“文艺自由论”置于一种敌对观点的位置上加以抨击。
  30年代发生的关于“善于调和”的论争,也可以说是由过度政治敏感引起的。一位署  名“绍伯”的人仅因为看到《社会月报》八月号同时发表鲁迅和杨cūn@①人的文章,便在《大晚报·火炬》上发表文章,指摘鲁迅“善于调和”,“使人疑心思想上的争斗也渐渐没有原则了”。这引起了鲁迅的愤怒,他不得不声明:“我并无此种权力,可以禁止别人将我的信件在刊物上发表,而且另外还有谁的文章,更无从事先知道。”(  注:鲁迅:《答<戏>周刊编者信》,《鲁迅全集》第6卷,第148页。)这位“绍伯”,  鲁迅认为是“田汉”,尽管田汉并不承认,但可以肯定这是一位左翼群体中的、明显带  有过度政治敏感性的作家。
  这种政治上的过度敏感,有时很容易导致政治上的猜疑。例如,左翼文坛在与“自由  人”论争时,就有左翼作家一再称“自由人”是社会民主党或托派(注:洛扬(冯雪峰)  :《“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文艺新闻》第58号。),而据胡秋原称:“我和  我的朋友当时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当时在中国,也根本没有这种组织。”(注  :胡秋原:《关于一九三二年文艺自由论辩》,《文学艺术论集》,台湾出版社,1979  年。)这种政治上的猜疑在30年代的论争中时有出现,例如在两个口号论争中,一些左  翼作家因胡风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发行的杂志《时事类编》上发表翻译文章,而称他在“  中山文化教育馆领津贴”,并猜疑他为国民党的特务。
  “领津贴”,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猜疑的内容。在“革命文学”的  论争中,杨cūn@①人就曾说鲁迅“领到当今国民政府教育部大学院的奖金”。(注:  文坛小卒(杨cūn@①人):《鲁迅大开汤饼会》,《白话小报》1930年第1期。)“新月派”的梁实秋在与革命文学作家论辩时,便称左翼作家“到×党去领卢布”。(注:  梁实秋:《资本家的走狗》,《新月》第2卷第9号(1929年11月)。)“三民主义文学”  、“民族主义文学”作家在与左翼作家论战时,也一再诽谤左翼作家是“藉了卢布的作  用”,“领了卢布的津贴”。(注:林振镛:《什么是三民主义文学》,《民族文艺论  文集》,杭州正中书局,1934年。)上述所谓的拿了谁的“津贴”,有些确实是属于政  治上的猜疑,当然也不乏其造谣和诽谤。指称论争对手拿了谁的“津贴”,成了一种陷  论敌于不利的境地的政治手段:或者是通过造谣,借统治者的政治势力来剪除异己;或  者是通过这种猜疑或暗示,借民众对统治者的厌恶来将论争对手在“政治上搞臭”。这  里“津贴”一词实际上成了一种政治的标签,通过贴上这种标签将论争对手挂靠到某一  政治势力的实体上,将对手推上政治的极端,目的也在于引起与之敌对力量的“敌忾”  ,引起己方同道们“全伙”的政治义愤。
  政治化思维还特别强烈地表现为论争中的独断性和绝对化。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论  争双方往往是以自己认定的文学观念和评价标准来衡量一切,来判定文学的是非,而否  定其它文学观念和评价标准存在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显示出一种独断性。例如,在“革  命文学”论争中,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在一开始提出文学主张时就表示:“我们不惟  应该把我们对于文学的见解,与有产者的对立起来,而且非把有产者文学论克服,实无  从建设我们的革命文学。”(注: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192  8年2月15日第2号。)这种唯我独尊的独断性思路,也是导致无产阶级文学倡导者们与鲁  迅、茅盾等人之间发生论战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老的作家都不行了,只有把老的统  统打倒,才能建立新的普罗文艺”。(注:《郑伯奇谈“创造社”、“左联”的一些情  况(节录)》,《蒋光慈研究资料》,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
  与这种独断性紧密相连的是绝对化,即看问题时,往往采用的是一种简单的二元对峙  ,非此即彼的思路。“革命”与“反革命”成了一种绝对化的存在,偏于一极,第三条  道路在尖锐的政治对峙面前是不被认可的。“反革命”固然难以被容忍,“不革命”也  同样被视为一种对革命的挑衅而不被认可,诚如成仿吾直接宣称的那样:“谁也不许站  在中间。你到这边来,或者到那边去!”(注: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  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1928年2月)。)在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创造社、太阳社成员中的  多数都是持这种偏执的、绝对化的思路。郭沫若在《桌子的跳舞》一文中认为“不革命  的作家们”只有具备“艺术的,天才的作品才行”,“要有托尔斯泰或者陀斯妥耶夫斯&n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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