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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化思维与三十年代中国文学论争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不详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4-8 3:09:22
bsp;如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的论争,“论争的中心问题,依旧是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革  命文艺家对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态度问题”。“这场论争的实质可以说是1928—1929年那  场论争的延续,所以论争开始时,鲁迅、茅盾都没有参加”。(注:夏衍:《懒寻旧梦  录》,第209—210页。)直到1932年11月,鲁迅才发表《论“第三种人”》,而在文章  一开始就将胡秋原和苏汶区别开来,指胡秋原为别有用心的“论客”,而将苏汶视为是  可以“同走几步的‘同路人’”。文中虽也批评“第三种人”“生在有阶级社会里,而  要作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要离开战斗而存在,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  作品”,这只不过是“一个心造的幻影”;但也肯定了苏汶所谓的“与其欺骗,与其做  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等言论是  正确的。(注:鲁迅:《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440  —441页。)全文态度是严肃而诚恳的,其语调也与《“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  《“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针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完全  不同。这是因为,在许多左翼作家那里,对苏汶等“第三种人”的政治定位还是认为他  们当时“在阶级斗争中动摇着,但未能抱住任何一种政治”,虽然他“要使文学也同样  地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但他“至少已经消极地反对着地主资产阶级及其文学了”。  (注:冯雪峰:《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与理论》,《现代》第2卷第3期。)也就是  说,就当时“第三种人”的政治立场而言,还无法将其在政治上定性为“敌人”。因而  ,在张闻天以哥特笔名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之后,左翼阵营对其的批判还  曾一度缓解。最终促使这场论争发生质的变化的,是“第三种人”的“转向”。1933年  以后,先是发生了杨cūn@①人的脱党并宣称“愿意作个‘第三种人’”(注:杨cūn@①人:《离开政党生活的战壕》,《读书杂志》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继而要“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摆出了与“左翼”文学对阵的架势。(注:杨cūn@①人:《揭起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之旗》,《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接着又发生了1933年底的“献策”事件。鲁迅估计他们可能“还要联合第三种人,发表一种反对检查出版物的宣言”,“以掩其献策的秘密”。(注:鲁迅:《书信·331105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255页。)加之韩侍桁、苏汶等人连续不断地发表与左翼阵营相对抗的文章,“第三种人”发展至此,引发了左翼文学阵营对其重新进行政治定性。左翼作家们认为,“对于‘第三种人’的讨论,还极有从新提起和展开的必要”。因为这是为了“将营垒分清,拔去了从背后射来的毒箭!”(注:鲁迅:《南腔北调集·又论“第三种人”》,《鲁迅全集》第4卷,第535页。)因此,包括鲁迅在内的许多左翼作家都写文章对“第三种人”进行了新一轮的批判,态度之严厉、文章语调之激烈,都明显要甚于前阶段。尤其是鲁迅,写了《又论“第三种人”》、《脸谱臆测》、《中国文坛上的鬼魅》等文章,揭露“反对文学和政治相关的‘第三种人’们,也都坐上了检查官的椅子”(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鲁迅全集》第6卷,第157页。),指称“第三种人”“终于显出白鼻子来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脸谱臆测》,《鲁迅全集》第6卷,第134页。)从左翼作家与“第三种人”论争的前后态度的变化可以看出,对论争进程和论争结果起着关键作用的是论争对手的政治态度和所持的政治立场。
  政治立场之重要,在30年代文学论争中是显而易见的,而对“立场”的定性,有时却  又显得简单化。当时左翼作家在给论争对手作政治立场的定性时,一条重要的依据就是  其与“官方”的关系。王平陵曾说:“鲁迅先生惯用的一句刻毒的评语,就是骂人是代  表官方说话。”(注:王平陵:《骂人与自供》,转引自鲁迅《准风月谈·后记》,《  鲁迅全集》第5卷,第409—410页。)这是针对鲁迅在《官话而已》一文中指称王平陵“  但看他投稿的地方,立论的腔调,就明白是属于‘官方’的”。(注:鲁迅:《伪自由  书·不通两种》,《鲁迅全集》第5卷,第22—23页。)王平陵对此很敏感,且认为“刻  毒”,是因为他深知其背后的政治定性。事实上,是否代表“官方”,这在当时,确已  成为鲁迅等左翼作家划分论争对手政治性质的一条界限标准。这种标准,其实质,就是  看论争对手的政治立场,然后由其政治立场来评判其言论的对与错。30年代的一些笔墨  官司,似乎可以从这方面找到某种解释。例如,当时左翼阵营对施蛰存《文学之贫困》  一文的责难,据施蛰存讲,他在30年代并未提倡“纯文学”,而只是认为,“‘文学’  的范畴应当宽一点,当时的责难,其实是因为我这篇文章发表在国民党办的《文艺先锋  》,倒并不重在该文的内容”。(注: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书简录》,《新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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