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某县策划了一档旨在强化舆论监督的《一把手廉政访谈》，并把它安排在新闻节目中，39位一把手逐个在电视上亮相，接受记者提问，回答诸如“你爱人在哪里工作？她每月工资收入多少？”这样的问题。

　　主持人：与前面几种办法相比，一把手廉政访谈很新鲜，但是在实行了几个月之后，一把手廉政访谈也谈不下去了，我不知道两位怎么看待电视廉政访谈？

　　韩敬山：我是记者出身的。记者最重要的东西或者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探求事实的真相，不仅要表面真实，或者表象真实，更重要要本质真实。这些记者，我看到材料显示上说，都是写好了问题，记者想再问一些更深层次问题的时候，他就要掂量一下他敢不敢问，他能不能问，他问了之后会怎么样，怎么样之后还会怎么样，要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去挂钩的。所以这个东西就会造成群众不高兴，领导也不高兴，所有人都不高兴，因为你问的东西都是不痛不痒的东西，真正群众关心的东西你想问，记者本身肯定是想问的，但是他又不能问，最后出来的都是领导干部，今天他在电视上跟主持人或记者讲的时候，他说我今天上了几个乡镇，去访问了几个农户，这些东西对群众来说是不关心的。

　　邵道生：这就是我们现在的体制问题。在我们现在的体制底下，在我们目前的形势底下，要搞这种廉政访谈，的确是除了做秀以外，其他没有任何结果。

　　主持人：有一些媒体在评价的时候举了一些细节，比如说现场记者问到这样一个问题，你平时抽什么牌子的香烟，无一例外，我抽白沙烟，但是后来经过证实，没有人会说自己抽芙蓉王，一种比较高档的香烟。每个人当着电视机屏幕的时候都会说假话，但这种廉政访谈还有什么意义呢？

　　邵道生：这是为什么？我们说反腐败是生死存亡的斗争，对腐败分子来说，腐败也是生死存亡。把问题揭开了以后，党票没有了，位置没有了，名誉没有了，官帽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他肯这样让你访谈就轻而易举把这些腐败问题都兜出来了吗？不可能。

　　主持人：问不出实话的廉政访谈，存在的意义又在什么地方呢？

　　韩敬山：它就是一种政治秀，或者迎合某些政治的契口，他觉得这是我们反腐的一个具体措施，这种廉政访谈估计可能是全国第一家，这就是新闻，这就吸引媒体，我达到这个目的就行了，至于有没有这样一些事情这些东西都已经不重要了，而重要的是我是在全国率先推出来廉政访谈的第一人。

　　邵道生：咱们再往前推一下，看看“三讲”。“三讲”当中应该说是非常严肃的政治场合，应该把自己所有的问题都讲出来，而且舆论，党中央重视的程度都是这样的，但是看看那些腐败分子，胡长清、李真，不都是在“三讲”中一个个都过了关吗？你想想在这样一个严肃的情况下他都不肯讲什么，还通过廉政访谈能谈出些什么东西出来？

　　主持人：我们说到现在，举了几种情况，一个是廉政访谈，廉政扑克，廉政信息，家人监督自己做官的家人，还有就是廉政账号，种种应该说是地方政府也在较尽脑汁地想出一些反腐倡廉的办法，而且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为什么想出来的，比如我们今天举的这些例子，不仅会事与愿违，反而会更衍生出一些更加比较负面的效果，为什么会这样？

　　邵道生：就是这些年，或者这些地方的官员，他没有很好地研究新的历史条件底下，我们腐败发生的一些原因是什么东西，它的规律是什么东西，他不知道这个东西，所以拍脑袋，这就是拍脑袋形成的，心血来潮，想到一个，好，就去搞吧。试试看。胡锦涛同志最近在中央政治局提出来一个执政能力的问题，这也是一种执政能力，一个地方反腐也是执政能力的具体表现，但是一到底下，它这个执政能力，执政水平，执政的行为都是很低很低的。

　　韩敬山：我觉得现在各地反腐败都是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在做。地方政府也要配合上一级的政府，你要出台一系列的政策，他们出台政策的时候挖空了心思去想，想了半天可能也没想出来，就想了这些小点子，小花样，小把戏，小噱头，实际上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们目前进入了一种叫反腐败的急躁症，大家都觉得应该出台一些这样的政策，好吸引媒体的眼球，我有一个反腐败各种各样的物品，有扑克，有明信片，还有反腐杯子，现在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东西。它是搞这些玩意，实际上我觉得他就是犯了反腐败的综合症。

　　主持人：要扎扎实实创新，而不是搞花活儿。

　　邵道生：制度创新这个提法非常好，但是制度创新的涵义，它的内涵是非常深刻的。制度创新首先就是要以党现行的政策，各种各样文件的基本精神为基础，你只能在这上头创新，你不能背离了中央目前出台的各种各样的政策，你去胡搞，这不叫制度创新，这叫胡搞，制度胡搞。另外，制度创新还有一点，一定要有深刻的理论涵义，一定要有法律的基础。

　　主持人：我们当然希望不断地会有一些新的反腐办法出来，哪怕仅仅是尝试也未尝不可，但是在进行这些尝试的时候一定不能违背一般的常识，更不能与国家现行的法律相抵触，否则的话就不会起到实际的效果。感谢收看《央视论坛》。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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