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年的两会代表委员关注议题可以看出，“和谐社会”是最为引人注目的热词，构建和谐社会是大家共同的愿望与期待。但是，和谐就意味着承认不同、尊重不同，意味着更多是“兼顾”与“协调”。社会的“不同”、“多元”正是现代社会发展进步的标志，由于我们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自然就会产生不同的利益主体，表现在社会结构中就是不同的利益群体和社会阶层。对此，我们要尊重，也必须尊重。做到这一点，确立一个“和”字至关重要。

　　对于地方领导干部来说，与构建和谐社会直接联系的一个问题就是社会稳定问题。实事求是讲，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国的社会稳定问题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群体性的突发事件数量增多，纠纷与冲突涉及范围扩大，尖锐和对立的程度加剧。我们一定要清醒地意识到，这些不稳定现象并不是产生于构建和谐社会，而恰恰是我们多少年来在社会和谐方面做得不到位而积累、遗留下来的问题，只是这盖子在改革发展的攻坚时期被集中揭开来罢了。这也是因为我们基于一种历史的自觉认识到，随着时代的转换演进和社会的发展进步，这盖子已经是再也捂不住的了。我们不要堵塞、压制、掩饰出来的不稳定因素，而要通过疏导、化解、消除种种不稳定因素，进而实现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本质稳定，这又是一个“和”字。

　　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根本是一个“民”字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得到了全党同志的拥护，大家一致认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正当其时。

　　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也客观存在一些偏差。比如，有的同志不擅长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思想观念还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习惯性地认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是要强化行政命令和政策手段，搞强迫命令，以言代法，以权压法；一些党员干部片面地认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是扩大党的组织机构规模和拓宽党的控制范围，换句话说就是编制要增加、机构要升格、管事要更多，甚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党直接去控制政府，党组织直接决定政府的纯技术性、纯事务性工作；一些地区、一些部门、一些同志在执政过程中，确实存在“见物不见人”、有意无意忽视群众利益的不正确倾向，虽然这只是极少数现象，但也确实值得引起我们党的重视。

　　其实党的执政能力高与低不仅仅表现为刚性的控制与自上而下的指令，更体现为社会动态有机的和谐和群众自觉自愿的认同，体现在对法律的自觉维护和法治的自觉践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并不意味着不讲执政的成本与效益核算，更不是无限制地增加执政成本，什么都去管、什么都要管，而是如何更有效地实现执政目标。党不是政权本身，不能通过扩大党的机构与职能取代政权机关的职能。更为重要的是，执政能力的提升是为了更好地体现以人为本，而不是相反，不是把人作为手段与工具；执政是为人民执政，而不是相反，不能在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再寻求什么别的利益。有鉴于此，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到“群众利益无小事”，再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在对执政规律认识进一步深化的基础上，对我们党的执政理念做出了重要升华。对于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来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才是它的本质优势，它的核心竞争力。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的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说到根本上，就是一个“民”字。

　　五、宏观调控的下一步，要旨在一个“稳”字

　　去年以来，中国的宏观调控进行得有声有色、红红火火，虽然对此曾经有过不同的看法（其实现在仍然还有着不同看法，以后也不会没有），但对宏观调控的成效及其必要性大家还是逐步形成了比较一致的共识。进入2005年，宏观调控的下一步怎么走，不同的同志还是有不同的看法。比如，从理论上说，我们改革的主体和各项重大政策的决定者，应该是人民群众。各级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是代表社会最广大的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来做决策的。可是实际上，我们现实的各级决策者，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都有一个很难逾越的利益格局困境。任何一个决策者都必须清醒地看到，他的决策“不得不”受制于现实的体制以及由此造成的利益格局。宏观调控下一步究竟该怎么走，可以从理论上论证应该怎样做，可以提出一整套方案，但是提出的方案应该和现实的中国具体问题相结合。在对待宏观调控上应该用一种“务实理性”的思维，突出一个“稳”字。该运用市场手段、能运用市场手段的一定要充分运用市场手段，市场手段暂时难以奏效，而又迫在眉睫时，强有力的行政调控手段也是必要的、必不可少的、没有必要回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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