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还是要谈党史界内外的良性互动，谈“官方党史学”和“民间党史学”的良性互动。良性互动，才能拉近距离，相轻相讥，只能互相伤害。

　　现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实行的是团体会员制，会员单位都是有关党史研究和教学的机构。这是不是狭窄了？是不是可以把凡属从事过或从事着党史研究的那些人员，都包括进党史学会里来？当然，要从组织上扩大党史学会，增加个人会员，是一件不简单的事。是不是党史学会从工作上，扩大联系面，在共同的大方向下，把大量从事过和从事着党史研究的人员都摆进自己的视野，加强同这些人在研究工作上的联系呢？这样做有利于增强学会的活力，也有利于增强学会的影响力。我希望能够这样。

　　现在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一些界外的研究不被界内重视，一些界内的研究也不被界外接受。这种分隔，有对史实判定的龃龉，有对历史看法的分歧，也有研究方法、研究思路的差异。有分歧、有差异，就要分隔、就要对立吗？不应该。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草、讨论、通过历史决议前后，党史学界内外有过很好的良性互动。历史决议的形成，虽然有党史学者参加，但主要不是党史学者，而是全党高级干部。历史决议通过后，党史学者结合决议，对许多重大的党史问题重新进行研究，有力地配合了拨乱反正的进程。在高层领导人及相关机构和专业人员共同努力下，一些长期被尘封、模糊、扭曲的历史史实逐步得到澄清，一些长期被定论的历史问题重新得到评价。那个时期，党史研究有过一个高潮，发表和出版了大量获得新成果的文章、著作。

　　如何保持和加强界内外在党史研究中的良性互动？我想，在史料、史实、史观三个方面都可以有所作为。

　　史料方面，界内这么多年做了大量整理、编辑和出版的工作，界外也挖掘、整理了不少。出版了的，当然已经进入公共领域；整理好了尚未出版的，是不是也可以在许可的条件下，通过一定的方式共享信息资源呢？

　　史实方面，界内外不同的学者之间存在一些不同判定，一方面可能与掌握的不同史料有关，另一方面可能对史料有各自的解读。这就更需要加强交流，澄清事实。有些史实一时难以确认，可以存疑，也可以存异，同时做进一步的研究。

　　史观方面，问题可能复杂些。历史决议和以后各次全党代表大会的结论，是集中全党智慧得出来的。我们研究党史，应该坚持历史决议和全党代表大会的基本结论，而不能随意动摇，更不能从决议和全党代表大会的基本结论后退。但是，前面说了，历史决议也要前进，作历史决议并不能代替党史研究，党史研究的空间还很大。在这个过程中，界内外不同的学者对历史问题的评价有共识，也有分歧。有共识，当然好办。有分歧怎么办？从界内的角度说，首先应当重视界外的那些属于尊重事实者的研究成果。界外的研究，有些相当扎实，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值得界内参考。界内外都应当尊重对方的严肃的学术研究，平等探讨，而不是简单拒斥或根本无视对方。当然，学术研究不是作决策，不是非得要统一，有些问题可能就是达不成共识，不必要也不可能强求一致。一九五六年，陆定一就宣布过党中央对研究近代历史的方针，倡导历史工作者独立地研究近代史中的各种问题，要求采取百家争鸣的政策，而不是什么别的政策。这样不是很好吗？

　　拉拉杂杂谈了这样十二点，感想而已，没有经过深思。讲得不对的，请大家批评、指正、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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